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和抗战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名号。名家大师辈出,刚毅坚卓垂范,这样的题材按说早该被多次拍摄成影视作品。但检索过往片库,除纪录片之外,侧面描写的故事片有之,正面强攻的影视剧全无。
现在有了。由张丽影担任总制片人的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即将完成后期制作。几天前,我们看到了这部剧的2集成片和1小时大片花。感觉像是跟着青年学子们同走了一次学业报国和文化抗战的长路。
故事从1937年“七七事变”前开始,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的宁静被枪炮声打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三校南下长沙继而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师生一路南下西行……
学生自然以学习为己任。青年则需要得到方向指引。中共地下党原本就扎根清华北大,引领进步学生。三校南迁长沙,更显中流砥柱之功。而在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又与三青团展开较量。
剧中的五位主人公先后面对过三次抉择:一是平津炮火连天,随校南下还是就地抗日,二是抵达长沙后,继续求学还是投笔从戎,三是昆明就读后,跟着国民党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有人献出年轻的生命,有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的跋涉和寻路,对今天的年轻人亦有启发。任何时候,爱国之心不会过时,以身许国都很光荣。
2019年底,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在云南杀青时,我们曾在现场与制片人张丽影聊过这部作品。那时候她刚结束前期的制片工作,稍显疲惫。这次在看片之后听她讲述幕后故事,她的言语中充满激情。
早年间,张丽影是电视记者,扛着机器南北采访。后来,她转型成为制片人,制作了《中国远征军》《生命中的好日子》等诸多电视剧。她的作品在追寻历史真实的同时,亦有细腻的情感流动。
从接到任务时算起,张丽影用8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西南联大8年8个月历史的讲述。以下为张丽影的自述:
沉入史料,收获去伪存真的体验
这样的戏没有谁能一把就抓得稳。
2013年3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找到我,说想做一部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电视剧。最初,我有畏难心理。
虽然之前合作过《滇西1944》《中国远征军》,拍过几部云南本土的抗战剧,但那是因为我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足够熟悉。而西南联大文化抗战的历史我并不了解,本能地觉得自己扛不动。
一次,两次,谈到第三次的时候,宣传部领导说咱们一起做这事,有啥困难一起克服。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心想那就试试吧。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只知道西南联大的名字,它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170多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数字是抽象的,电视剧需要感性的故事。
要想打动观众,就得先接近那段历史。那时候,抗战剧《边城》的剧本已经写完了,手头没有其他项目,我就带着人就西南联大的历史展开采访。
云南当地帮着联系,这边说找到了一个人,我们就跑到人家里去。那边说又找到了一个,我们就又跑去。亲历者年事已高,最年轻的也将近90岁。当年的学生不好找,有些人去了欧美,还有一些去了台湾。
难归难,但越接近那段历史,就越被它的魅力所吸引。就像当初我做记者时,在腾冲国殇墓园采访受到震动,久久不能忘怀,转行做了制片人,拍摄抗战剧。
这一次与西南联大的接触,感觉恰如当年。一看那些资料,我就“掉进去”了。跟着当事人日记上的故事,人家高兴我高兴,人家难过我难过。
真正确定要做这部剧,是在半年以后了。
除了已有的纪录片,我们还专门去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史馆查找资料,尽可能获得相关录音,查找当年西南联大学子的记录,闻一多的笔记,郑天挺的日记,还有冯友兰、曾昭抡、生物学家李济同、植物学家吴征镒的自述……都是第一手的资料,详实而准确。
采访越深入,越是感觉市面上一些流行读物的描述不可靠。有些名气很大、传播很广的书对西南联大的记叙,不被我们的采访对象认可。
创作中虚实之间的尺度不好把握。我想,我们有基于逻辑虚构的权利,但不能用流行读物里杜撰的情节。
复刻历史不是电视剧的工作,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也要遵循。因为缺少对于西南联大的完整记录,筹备这部剧也是一个解谜的过程,我们需要确定好立足点,系统梳理。
我们要对党史、军史、校史保持尊重。比如徐特立在三校迁徙途中的长沙演讲,要考证到服饰的具体细节。比如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西南联大的进步力量,起到了保护作用。还有,梅贻琦和郑天挺在重要历史节点上的讲话,都要尊重史实。
这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工作是海量的。
兜兜转转,找到故事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开始做这个项目,到确定剧本大纲,经历了3年多时间。
你越是使劲想把它写好,越觉得太重了,搬不动。
我们的创作团队前后弄过四版故事大纲,各有特点。但我总觉得,大纲太局限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个人叙事,缺乏一个可以串联全篇的架构。叙事是碎片化的,缺乏俯瞰全局的宏观视角。
创作在艰难中推进。2017年夏天,我们接触到周宇、张婵娟团队。宏观视角落实到文字当中。
这版大纲提供了这部剧最后采用的结构,以五位虚构的西南联大学子的故事为主线,辅以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
青年学生是多位原型人物的综合和改写。为了保证背景真实,剧组专门安排两个人收集史料。整理成册,人手一份。
北平沦陷、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构成时间线,学生们陆续南下进入武汉、长沙。他们如何面对这些糟心的消息,是我们创作时重点关注的问题。在长沙,临时党支部建立,也是符合史实的。
人物有了,故事线清晰了,创作才算基本捋顺了。
编剧每写出5集剧本,我们就开个座谈会。涉及军史、党史的部分,发给专业人员把关,制片人和策划帮助编剧加强故事和人物。进入细化阶段,台词根据人物的文化程度和性格作了针对性调整。
剧本落实了,开始筹备拍摄。2019年5月,演员进组以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培训,包括跟组群演在内,大家一起研读剧本、学习历史。年轻演员逐渐触摸到了那段历史,南开木斋图书馆被炸的事让大家深受触动。
光是见识了这段历史的厚重还不够,关键是如何把这种认识用影像呈现出来。
剧中有很多老演员,他们是剧里的定海神针,像王劲松饰演梅贻琦,马少骅饰演冯友兰,李博饰演郑天挺……老戏骨表演到位,拓展了戏的深度。
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段历史相对较远,他们不容易入戏。但我们这部戏恰恰是以青年学子为主角的,他们的表演必须在情境之中。
为了让年轻演员入戏,在北京拍摄的时候,我们聘请了刘天池团队担任表演指导。教学是有方法的,他们提前一天把演员找来,过一遍第二天要拍的戏。
效果立竿见影。王鹤棣很有灵气,在老师指导下进步很快。周也、叶祖新、胡连馨、王羽铮也都演出了角色的精气神。
表演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好。现在看来,这步应急的棋走对了。
复原西南联大校舍
2019年8月正式开机,我们开启了一段公路片之旅。
剧中,西南联大的步行团横穿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到达昆明,行程3600里。剧外,剧组的迁徙比步行团走过的路还要远。
摄制组从北京怀柔南下常州、上海,再西征昆明和腾冲,辗转拍摄。剧组的车有50多辆,从北到南,又自东向西,辗转5000多公里,完成全部戏份。
公路片的主角要在路上经历磨难,西南联大的学子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剧中主角不断成长,走向成熟。
这部剧的拍摄,是由两位导演共同完成的。
拍古装、言情剧出身的高翊浚导演擅长情感戏,学院派的王鹏导演则熟稔历史,动作场面亦得心应手。
王鹏导演梳理剧本的能力较强,他在拍摄之前先通剧本,磨刀不误砍柴工。西南联大师生的教学线、党组织引领学生的斗争线,都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清晰。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但拍摄过程总有意想不到。这部戏涉及大量爆炸场面,还有对西南联大风物人情的还原,师生们活动的“校园”是最重要的外景。
但实际拍摄时,却发现前期选定的地点没法拍。那时剧已经开拍了,需要紧急寻找替代方案,最初想的是在上海车墩影视基地搭景拍摄。
这堂景要符合大家对于西南联大的记忆,需要把历史肌理做出来,墙上的土要是红的,铁皮上要有草。要是真在车墩搭景,我们上哪去弄红土和稻草?
再说,西南联大除了注重学习,还特别注重体育,拍摄现场没有真实的篮球场、操场,也是不达标的。
那时候,700多人的拍摄团队已经到了昆明,眼看就要进“学校”拍戏了,可学校还不知道在哪里。这真是件让人崩溃的事。
好在昆明方面给了的很大支持,提供了安宁昆钢的一块废弃基地,让我们1:1复原搭建西南联大校舍。
那时候正赶上昆明下雨,我们这边搭着景,它那边下着雨,真是让人虑焦。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48天无休,搭建起了3万平的西南联大校舍。
剧组下了大决心:哪怕是超支,也要还原西南联大的校舍。最终,拍摄进度基本没有耽误,剧中地形地貌跟西南联大的真实场景一致。
另一层焦虑是爆炸戏。一般他们通知今天拍这类戏,我都说不去现场。但在房间里也坐不住,还是得去。
拍炸南开那场戏,现在想想真是后怕。王鹤棣抱着周也跑炸点,群演错跑到演员前面抢路,那时候王鹤棣两侧和后面都是炸点,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好在运气不错,演员们没受伤。
现在想想,爆炸戏哪是炸楼,它炸的是我的心啊。
杀青是在2019年底。后来疫情爆发,影响了这部剧的后制进度。
我还记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需要完成前3集的剪辑。别人都无法到场,我们只能把艺术总监黄建新请过来。他戴着护目镜和两层口罩,背着双肩背包跑到我们机房,从下午3点一直干到半夜。
后来,看过全部素材,黄建新说这个片子有谱了,我这心才算真正落地。
拍完这个片子我大病了一场,发热、咳嗽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自己患上了新冠肺炎。我挺了好多天不去医院,我害怕被“确诊”。后来还是壮着胆子去了,检查结果出来时如蒙大赦。
西南联大是影视取材的宝库,我们尽自己的力量讲述了心目中的联大故事。希望它早日遇到对的平台,尽快面见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