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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北大国发院党委副书记、经济学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主要从数据的角度来展示中国的人口趋势。

第一，中国当前已经非常接近深度老龄化。为了让数据相对可比，我使用的是1982年到202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没有用历年千分之一样本调查的数据。

来源：北大国发院

首先，1982年-2020年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2020年人口总量达到了14.1亿。然而人口增速在放缓。十年年均增速从1982年-1990年间的年均增长1.56%，降到2010-2020间的0.53%。人口增速在前期降得特别厉害，近10年略有平缓，但也呈现下降趋势。同时，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长，2020年达到1.9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而深度老龄化指标是14%，所以当下老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说明中国已经非常接近深度老龄化指标了。少儿人口（0~14岁）数量在近10年略有回升，可能是得益于人口政策放开的作用。

其次再来看1982年到2020年间的抚养比（需抚养的人口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例）。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就是分母，近十年有所下降，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劳动年龄（15岁—64岁）人口为9.68亿人。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总和）在2010-2020年间开始上升，从34.2%上升到45.9%。总抚养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幅度较大，从2010年的11.9%上升到2020年的19.7%。而少儿抚养比上升幅度较小，从2010年的22.3%上升到2020年的26.2%。

第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6，处于低位，在早期不断下降，政策放开后出现短暂回升，后继续下降到2020年的1.3。同时育龄妇女（15~49岁）数量从2011年后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数量的下降两个因素结合，导致我国新增人口数近年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来源：北大国发院

同时，总和生育率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2000年到2020年间，城市的生育率低于镇的生育率又低于乡村的生育率。在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城乡生育率都有所提升，但随后均有下降，尤其是城市下降更快。生育率也呈现明显的孩次差异，从2000年到2020年，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生育率在生育政策放开之后有明显提升，但由于堆积效应，随即下降；二孩以上生育率近年有略微上升，但比例很小。
第三，越年轻的群体生育意愿越低（育龄妇女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数据，2010年到2017年间，育龄妇女希望生育子女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7到1.9之间。分城乡来看，城市女性生育意愿远小于农村，长期低于1.75个。近年来农村女性生育意愿也出现较明显下降，生育意愿只有1.9个。分出生组来看，越是年轻的群体希望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少。80后和90后生育意愿近年都开始降低，90后的降低尤为突出。分孩次和分城乡分析生育意愿来看，虽然不想生孩子的城乡育龄妇女比重不大，低于5%，但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其中城市不想生孩子的女性比例增长更快。想生一个孩子的女性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近年略有上升，城乡都是如此。城乡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女性希望生2个或以上，但是近年比重都在下降。分孩次和出生组看生育意愿的结果非常值得关注，90后不希望生孩子的女性比重远高于60后、70后、80后群体，近年还有上升趋势。近年来80后和90后希望生1个孩子的比重在上升，生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重都在下降。第四，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为年轻的女性群体还没有生育，我们将实际生育的女性年龄限制在35到49岁之间。根据2017年CGSS数据，实际生育子女数远小于希望生育子女数，差了大约0.42个。这个差值的城乡差异也很明显，农村女性的差值是0.33个，而城市女性的差值高达0.62个。以上就是中国当前的人口现状，概括来说就是人口快速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新增人口减少。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都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最低。越是年轻群体生育意愿越低并且有降低趋势，而且实际生育数远低于生育意愿，在城市中差距最大。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对生育政策提出了“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发展普惠托育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针对上述数据呈现的我国人口现状，我提几点政策建议。首先，我国的生育政策应适时调整，全面放开生育。当前我国并没有那么多人想生育3个及以上的子女，所以全面放开生育也并不需要担心大家会生那么多。其次，要降低生育成本。当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低，并且即使有生育意愿也没有实际生育，很大部分原因是成本过高。成本包括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生育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所以要降低生育成本可能需要调整女性和男性之间对生育成本承担的比例。比如加大男性陪产假的实施。当前除了女性有产假，男性其实也已经有陪产假，未来可以考虑如何加大陪产假实行力度。在生育津贴方面，我国当前已经有一定的生育保险，但力度还远远不够。第三，降低养育成本。我建议加大0到3岁托幼服务，这是非常高的成本。此外学前教育应划入义务教育。这也是女性担心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加大教育投入。目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社会非常“内卷”。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从国家层面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并且分配更加均衡。如果各个层面的学校质量差异不是那么大，大家就不需要这么激烈地竞争。

（整理自雷晓燕5月16日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152期：人口普查，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活动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