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标题为《来自〈花生漫画〉的薄荷·帕蒂如何成为女运动员的守护神》（How Peanuts' Peppermint Patty became a fierce advocate for female athletes）。该报道原语言为英语，由吧友 @Oo梦的启迪oO 译制，吧主兰氏复读生协力校对，主页君重新排版。

 

当美国大众为女性在体育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争论不休时，《花生漫画》的作者表明了立场——他笔下的一位标志性角色成为了捍卫性别平等的坚定代言人。
 

 

 

当贾斯汀·西格尔（Justine Siegal）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首位女性教练的几年前，她的日常生活以挨家挨户送报纸，边吃早餐边阅览报纸的漫画版块为开端。在这其中，她最喜欢的漫画之一是《花生漫画》，而西格尔就像这部由查尔斯·舒尔茨创作且深受人们喜爱的连载漫画中的角色一样，她童年的许多午后时光都挥洒在了棒球场上，并与周围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尽管作品里的查理·布朗和史努比人尽皆知，但西格尔最认同的角色却是假小子薄荷·帕蒂。

 

究其原因也并不复杂，漫画中的薄荷·帕蒂可是一位体育发烧友：当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四季是指哪四季时，她的回答是“棒球季、橄榄球季、篮球季和曲棍球季”暨四个体育赛季。实际上，她是一个绝对铁杆的运动达人，自从于1966年在漫画登场后她很快就成为作品中最优秀的体育健将，无论是在男孩还是女孩（甚至是狗）的队伍中都能无往不利。就在美国少女一代获得参加少年棒球联盟的权利后的几年时间里，她便在漫画中统领了一支棒球队。

 

 

西格尔于2015年在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简称“A's”）首次执教美职棒联盟，最初她并没有意识到薄荷·帕蒂是一名开拓者，但正是《花生漫画》让这一切看起来平常不过。“现实中可没有箭头会指向你来说明——看，有个女权分子在这！”现年41岁的西格尔表示道，“毕竟查理·布朗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女孩子们的入队申请，至少对我来说很多事情看起来就是这样。而作为棒球队的女队员，和邻居家孩子一起玩便是我的生活，但就薄荷·帕蒂生活的时代来说肯定是超前的事情。”

 

半个世纪以来，薄荷·帕蒂一直是妇女群体及少女一代的文化偶像，她们试图在男性主导的体育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过，虽然她身为虚构的人物形象，但薄荷·帕蒂以热情和口才谈论体育中性别歧视的现实，何况在现今流行文化中没有哪个角色能如此直言不讳谈论体育赛场上的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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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2日，帕特里夏·赖卡特（Patricia Reichardt，她几乎总被人称为“薄荷·帕蒂”）在《花生漫画》中登场，当时这部漫画已经连载了近16年。“在看到我桌子上的一盘糖果后，我便想到了她的名字，同时认为‘薄荷馅饼’是一个很棒的名字，我不得不在被其他漫画家抢先前使用它。”漫画作者舒尔茨（已于2000年病故）生前表示道。或许薄荷·帕蒂的出道归功于一个糖果碗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她的登场恰逢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也绝非是巧合。

 

乍一看，薄荷·帕蒂可能与你所认知的女权斗士形象相去甚远，最明显的是她只是一个孩子——就像《花生》中的所有除史努比、糊涂塌客等非人类形象外的其他登场角色一样，何况小孩子并不频繁反对现实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但这也正是《花生漫画》的魅力所在：舒尔茨笔下的角色同时拥有岁月的智慧和青春的天真，而这种二分法的最好例子便是莱纳斯拿着他的“安心毯”对宗教和哲学发表高见。

 

 

薄荷·帕蒂的绿色衬衫和标志性凉鞋可能看起来同样不起眼，但她是《花生漫画》中第一个标配服饰不是连衣裙的女性角色，这一切并非偶然。很快，漫画中薄荷·帕蒂就被设定成典型的假小子，在她初次登场时便告诉好友罗伊：当他们玩印度式摔角时，她可能不得不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她对特立独行的偏好有时会激发漫画的浅显笑点：她称查理·布朗为“小查”（Chuck，为名字“查理”的美式昵称，而其他人从没这样叫过）并将露茜叫做“露茜儿”（Lucille，同上），这让两人都感到莫名其妙；她对学习不感兴趣，这体现在学业成绩常年保持在标志性的不及格分数（D-）上；她视荒谬为无物：她钦佩史努比的棒球能力却又称它为“长有大鼻子的怪小孩”，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它其实是只比格犬；因为幼年丧母的缘故，薄荷·帕蒂一直由生父抚养成人，而这名女孩最终将瞄准体育领域的父权制，在赛场上领导一场热情的《花生》式运动倡导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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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漫画》的粉丝遍布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55亿人在其鼎盛时期便阅读了这部漫画，任何花生友都可以印证查尔斯·舒尔茨对体育运动的热情。除了他的粉丝之外，史巴奇（Sparky，又译为“史巴克”，为舒尔茨的小名）还是名狂热的曲棍球运动员，虽然他让查理·布朗、史努比及其他角色经常在运动中现身，但胜利却是短暂渺小的：查理·布朗的脚永远无法踢中难以捉摸的橄榄球，他的棒球队可让在1962年成立的纽约大都会队感到略胜一筹，而身为明星选手的队员史努比在有时也只存在于它自己的梦幻泡影中。

 

然而薄荷·帕蒂不甘心失败，她强大的能力支撑着她的竞争力，这一点也在她登场之后不久也就变得显而易见。当时，她加入了查理·布朗的棒球队并决心向小查展示如何获胜，但她很快意识到这团队已是无可救药。可以说，薄荷·帕蒂作为一名强壮的女运动员出现在漫画中可谓是很有力的，这一点研究妇女体育史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运动机能学教授海梅·舒尔兹（Jaime Schultz）便评价道：“舒尔茨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他也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运动女性榜样，我认为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使这只是让她们对自己的运动能力感觉更好。”

 

 

《花生漫画》很少与时政挂钩，但舒尔茨的社会意识仍然影响了他的作品。就拿他笔下的几名女性角色来说，直言不讳的露茜就挑战了关于女性气质的传统观点——因为她也会参加体育运动（虽然说是有点不情愿），而舒尔茨设计的运动狂人薄荷·帕蒂本身并不会改变制度上的性别歧视，但对于像贾斯汀·西格尔这样的许多其他女性来说，薄荷·帕蒂在个人层面上是帮助她们找到了对体育领域的归属感。

 

“我喜欢她的个性。这让我想起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1950年打破美职棒小联盟性别障碍的凯瑟琳·“塔比”·约翰斯顿·马萨（Kathryn “Tubby” Johnston Massar）表示道，“为什么只允许男孩子打棒球？我也想参与到其中和大伙儿一起玩，而薄荷·帕蒂就是这样。 即使别人说这不是女孩子玩的游戏而是男孩子的，她也会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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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运动员在现实世界中取得了突破，而《花生漫画》易接近性和亲缘性使其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流行文化可以以独特的方式挑战人们对社会的刻板印象，而《花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此，从事研究性别、媒体、体育和流行文化的交叉点的美国普渡大学教授谢丽尔·库奇（Cheryl Cooky）便评论道：

 

“通过在一个看起来相对无害的空间里这样做，你会让更多人对他们社交世界进行更批判性的思考。虽说其为连环漫画，但薄荷·帕蒂现在提到了这些问题，而这类刺不仅仅是由愤怒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挑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少数人所传达的信息，它现在出现在我的报纸上，出现在我喜欢的连环画中。因此从这意义上说，它挑战了人们的看法，或者至少是一种宣传形式，它正在传播信息并教育人们并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当薄荷·帕蒂于1966年首次亮相时，美国主流社会仍然认为这位女健将的存在是有悖常理的。同年，芭比·吉布（Bobbi Gibb）成为第一个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的美国女性——但她却只能通过隐藏自己的性别来参加比赛，在那时全美妇女从事体育运动的机会依然有限。
 

1972年，作为当年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的一项法令，第九条法案的通过开始改变一切：该法案禁止在任何联邦教育活动或计划中进行性别歧视。虽然该立法最初并未提及田径运动，但是在理论上法令承诺为女性运动员提供更多机会，被后世认为是妇女权利运动的伟大立法成就之一。然而在当时，这一法令却曾遭到公众强烈的反对。

 

在1970年代，美国国会曾考虑数项修正案及法令来限制第九条法案的范围，而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则在1976年发起了法律挑战。一些保守派政客对联邦政府干预地方教育决策的行径表示担忧，而NCAA与几位著名的大学橄榄球教练都担心法案会对橄榄球和篮球等营利性体育项目产生影响。最终在1975年6月，得克萨斯州的达雷尔·罗亚（Darrell Royal）和密歇根州的博·舍姆贝克勒（Bo Schembechler）等知名教练向美国众议院教育小组委员会作证，反对第九条法案的实施。

 

尽管最初几年美国局势动荡不定，但国会并没有在第九条法案通过后立即对其进行任何重大修改，最显着的便是否绝了1974年的托尔（Tower）修正案：它允许营利性体育项目对法案享有豁免权。在1979年12月，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公布了其政策解释，其中规定了学术机构如何遵守第九条法案的指导方针。但关于第九条法案和其他旨在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潜在立法的争论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当各州考虑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已经是一项拟议的、旨在编纂妇女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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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时局氛围下，查尔斯·舒尔茨决定参与相关议题。就在第九条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几年后，薄荷·帕蒂体验到的不公正感激发了《花生漫画》对第九条法案的有力辩护——就像女子体育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一样，这一切也始于一位女性人物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在1974年，也就是著名的“两性之战”之后的第二年，金夫人成立女子体育基金会以促进女性参与体育运动并在场上争取性别平等，并在不久与舒尔茨展开接触。

 

金夫人和舒尔茨在认识之前是相互仰慕的，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舒尔茨会在《花生漫画》当中提到她，而金夫人则经常驱车到史巴奇生活工作的加州圣罗莎（Santa Rosa）去拜访这位漫画家。他们会一起坐上数个小时，从金枪鱼三明治、根汁汽水到巧克力曲奇几乎无所不谈。“我们会坐下来谈论这个世界，并努力让世界朝向正义迈进。”金夫人回顾道。
 

舒尔茨以安静和内省着称，但他很快就正式加入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议程中。1976年，正当减少这一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开始加剧时，他加入了金夫人刚刚起步的基金会的董事会。对此，女子体育基金会前副执行董事兼舒尔茨好友霍莉·特纳（Holly Turner）回顾道：“他愿意成为受托人，这意味着参加会议和所有这些事情，这是衡量他对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的热情程度的一种衡量标准。老实说，我想史巴奇认为它会改变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我们打算实现的目标，这将改变世界上女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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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当局就联邦政府在促进妇女平等方面的作用展开辩论时，舒尔茨表明了立场：他在1979年秋的12天时间里，用《花生漫画》来推动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

 

这个从9月24日到10月6日（不含周日版篇幅）的故事线里面，薄荷·帕蒂暂时不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是成为了第九条法案的激烈且知情的拥护者。她向NCAA提出了基于性别的大学体育资金不平衡问题，感叹女性“七十年来一直对女运动员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而她认为这种不平等正在“引起轩然大波”。

 

特别的，舒尔茨在情节留下了乐观余地：“我认为女性在体育运动中实现平等的那一天即将到来。”薄荷·帕蒂如此告诉玛茜道。

 

 

对于史巴奇的第二任妻子和遗孀珍妮·舒尔茨（Jeannie Schulz）来说，查尔斯·舒尔茨的天才在于他能够将真实的情感或情况制作成一篇又一篇的幽默漫画，这正是他为第九条法案所做的。她说道：“他不想让《花生漫画》成为一天的噱头。他想呈现一些真实的东西，要么是真实情感，要么是真实的事实，而且它试图让真实的事实变得有趣，这就是让他成为漫画家中的巨人的原因。”

 

这种连环漫画激进主义是革命性的，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花生漫画》读者接触到全美女子体育基金会的研究和谈话要点，舒尔茨则在那里获得了他在故事情节中使用的信息。

 

 

“这太棒了！这些女子运动信息——女孩可以参与体育运动的信息不仅很好，而且公平！”时任女子体育基金会主任伊娃·奥金克洛斯说道，“而且我认为公平是他这样做的动力，公平是唯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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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12天漫画中薄荷·帕蒂的明确倡导是舒尔茨信念的最明显的体现，但他对女子运动的热情并不仅限于这12天。《花生漫画》经常提到的如金夫人和佩吉·弗莱明（Peggy Fleming）等女运动员，以及漫画中登场的如露茜等女性角色也喜欢运动，同时比赛从不分性别。在此之后，薄荷·帕蒂不仅是一名运动健将，还是《花生漫画》中杰出的运动高手，这让她更加引人注目。

 

在现实轨迹中，即使是比利·简·金在网球场上也会给男性留面子。在十几岁的时候，金夫人和男孩们同台竞技，自然只有她所向披靡。当她下场时，别人常会问她有无赢得比赛，而她不管是否赢了都总会说是男对手赢了——这让她的对手既松了口气，也感谢她免于自己遭到不可避免的讥笑。

 

“我喜欢（薄荷·帕蒂）所说的事实，也喜欢她在体育领域从不退缩这一品性。”金夫人说道，“因为很多女孩会哑口无言，所以男孩总是必操胜券。”为此西格尔接着补充道：“她是人人皆知的最佳运动能手，同时所有人也都承认了她的能力。”

 

 

2000年2月13日，也就是查尔斯·舒尔茨因结肠癌病逝的第二天，最后一篇《花生漫画》刊印。1947年，舒尔茨开始连载自己的处女作即《花生漫画》的前身《小家伙》（Li’l Folks），而当时的西方世界仍不相信女性属于运动领域。

 

就在舒尔茨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过后不久，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便赢得了世界杯；在数月前，一位名叫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的前途大好的年轻网球女运动员赢得第一个大满贯冠军；两年前，帕特萨米特的田纳西女志愿者队（Pat Summitt’s Tennessee Lady Volunteers）连续第三次赢得全美篮球锦标赛冠军。

 

而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8月期间，加州圣罗莎的查尔斯·舒尔茨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公平竞赛”的特别展览，以庆祝第九条法案生效40周年并表彰舒尔茨对女子运动的承诺。根据女子体育基金会在2012年的统计数据，自从法案成为联邦法律以来，美国女性参与大学体育运动的人数增长了560%，其中高中体育活动的女性参与人数更是猛增了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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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舒尔茨在体育领域实现性别平等的梦想远未实现：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现在是三届世界杯冠军，正在与美国足协争夺同工同酬——随后在2015年女足世界杯上，与国际足联就人造草皮领域发生了法律纠纷；再比如全美女子足球联赛和全美女子曲棍球联赛的几个女子职业联赛，因经济困难无法引起媒体像对男子运动同样的关注度；即使是性别平等程度高于其他运动的网球项目，也是面临着关于薪酬公平的新辩论。

 

对于舒尔茨的老朋友金夫人来说，赛场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应会激励女性继续要求更好的待遇——就像薄荷·帕蒂所做的那样。“你可以要求蛋糕、糖霜和樱桃在上，但我们也该对面包屑予以关注，对不？”金夫人说道，“或许有人会嘀咕：‘你们这些见利忘义的妇人，各位处境已经够好了！’我们的处境真的是变好了么？变好了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对的！”

 

在女子运动事业的关键时刻，薄荷·帕蒂对平等毫无顾忌的立场并没有失去意义。她最后一次出现在2000年1月2日的《花生漫画》，也就是查尔斯·舒尔茨生命的最后几周。漫画中倾盆大雨打湿了橄榄球场，全身湿透的薄荷·帕蒂向查理·布朗大喊着。但后者和其他人似乎都不在场。

 

 

没有什么能逼迫她离开战斗的赛场。（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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