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叶夫根尼·罗季奥诺夫

苏联军队于1989年离开阿富汗。在舒拉维（苏联士兵）离开后，圣战者发动了进攻，打算夺取政权。阿富汗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深渊。几年过去了，俄罗斯联邦军队不得不返回一个动荡的国家，将大使馆工作人员从饱受战火蹂躏的喀布尔城中带走。

没有舒拉维的战争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后，该国的世俗政权进入了一个黑色阶段。圣战者的领导人认为，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足以推翻政府，他们不打算拖延。苏军特遣队撤出一个月后，圣战者便攻击了该国第五大城市贾拉拉巴德。

叛乱分子感到非常失望：虽然政府军容忍了对城市的包围，但他们并不打算轻易将城市交给叛乱分子。几乎所有可以空降的东西都被扔了进去，以帮助被包围的驻军。DRA（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甚至还动用了当地工程师用安-12运输机改装的轰炸机—这些飞机从货舱中直接倾倒出致命的货物。DRA空军不惜燃料和炸弹，每天出动一百多架次以支援该市的地面部队。圣战者未能在阿富汗历史上最后一位总书记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政权的棺材上敲下最后一颗钉子。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撤退，为行动的失败相互指责。1989年春天，阿富汗漫长而痛苦的自相残杀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1990年，圣战者在训练

叛乱分子继续与政府军作战，缓慢但牢固地控制了许多的领土，使阿富汗的地图变成了一块块补丁。

应特别提及内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忠于喀布尔的部队。在20世纪80年代，苏军特遣队人员对当地军队的战友没有什么好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纪律涣散，战斗训练差强人意，一有机会就开小差。格罗莫夫将军报告说当阿富汗不再有苏联士兵时，DRA军队的局势只会变得更糟。只有少数部队积极作战，但他们经常从一个麻烦地点移动到另一个麻烦地点。首席军事顾问M. 加列耶夫关于组建新的坦克旅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阿富汗军队的状况：

“在 370名在泰尔梅兹接受过训练的坦克乘员中，只有 127 人作为坦克旅的一员抵达喀布尔，其余人逃跑了。每到一个休息处和夜间宿营地，就会有几个人逃跑。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人员的选择和考虑不周。为了在铁尔梅兹进行训练，年轻人主要招募自该国北部地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园去喀布尔或贾拉拉巴德附近的某个地方战斗。显然，有些人是为了给己方准备坦克兵而故意‘溜进来’的艾哈迈德（圣战者）。第二个原因是对行军人员的后勤保障和管控组织准备不足。”

在与圣战者的战争中，依靠这样的战士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政府军的队伍中开始出现变化。部落民兵部队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为了保卫首都，国家安全部成立了国民警卫队，这些部队有着极佳的物质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圣战者 "组织越来越多地以正规军的模式行动。这使阿富汗军队能够利用大规模炮击、空袭和战术导弹打击遏制圣战者。在灾难性地缺乏能作战的步兵的情况下，这类打击起到极佳的效果，令敌人的计划受挫。

马赫穆特·阿赫梅托维奇·加列耶夫（1923-2019）,2015年9月2日获得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然而，国家的命运不是在潘杰希尔的山区或霍斯特的周边地区决定的，而是在莫斯科的官员办公室决定的。苏联正过着最后的日子，国家领导人被经济问题、自身边缘地区的众多战争和政治斗争所困扰，无暇帮助盟友。在苏联特遣队撤离后为政府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马赫穆特·加列耶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的话：

"阿富汗的一切都大局已定—只是苏联对纳吉布拉领导的'顽固分子'的支持阻止了这一点。"

1991年11月，俄罗斯外交部长鲍里斯·潘金宣布从次年1月1日起停止向交战国提供燃料和弹药。这为阿富汗军队签署了一份死刑判决书，而阿富汗政府军的航空兵和“厄尔布鲁士”战术导弹系统（“飞毛腿”这个外来名字更为大众所熟知）在打击叛乱分子起了重要作用。没有稳定的物资供应，政府军无法长期抵挡激进组织的进攻。

1992年3月，自1978年社会主义政府成立以来一直站在其一边的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背叛了纳吉布拉。他指挥着政府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由居住在北部的乌兹别克民兵组成的第53师。少了这支力量的支持，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掌权三年零一个月的纳吉布拉的坚持不再有意义，于是他辞职了。杜斯塔姆迅速成为阿富汗的一个关键人物，并在该国北部建立了被称为“杜斯塔姆斯坦”（中亚和俄罗斯记者的戏称）的实质上的独立王国。

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

1992年4月，武装分子到达喀布尔郊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和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的联盟夺取了阿富汗首都。其他派别的领导人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反对世俗政权的圣战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准备撤离

纳吉布拉政权倒台后，俄罗斯大使馆继续运作，但每日工作的意义愈来愈低。圣战者频繁用他们拥有的所有武器轰击喀布尔。首都正迅速成为一片废墟。在8月份的近两个星期里，由于连绵不断的炮火，俄罗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一直住在防空洞里，有两个人在炮击中丧生。如果静待着激进分子冲进这个曾经繁荣的城市并杀进使馆区的那一刻，那太愚蠢了，所以莫斯科开始准备行动，将俄罗斯公民从陷入血战的国家中撤离。

国防部决定由运输航空兵第110团执行疏散160名俄罗斯联邦公民的任务。空军调动了三架伊尔-76运输机。运输机由部队指挥员叶夫根尼·泽列诺夫亲自带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曾在阿富汗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清理中执行过飞行任务。在最后一刻，高层决定让空降部队参加这项危险的任务。在出发前几个小时，近卫第106空降师抽调侦察连和第51团第7连训练水平最好的官兵组成了三个小组。三十三名伞兵将前往喀布尔。

伊尔-76运输机

8月27日，载有伞兵的飞机从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克雷切维察机场起飞，飞往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加油。从俄罗斯飞来的伊尔在已经独立的共和国受到热烈欢迎：叶夫根尼·泽列诺夫和乌兹别克空军战斗机团团长奥列格·斯特鲁科夫自尤里·加加林空军学院学习期间起就深刻地了解彼此。

行动计划很简单。飞机将飞抵喀布尔机场，届时外交使团人员和希望离开阿富汗的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团将在那里等待。外交人员在第51团士兵的掩护下撤离后，他们将迅速登机，然后飞机将回家。在纸面上，一切看起来都很容易且简单。此外，外交官们还与军阀，也是纳吉布拉下台后权力斗争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古尔贝丁·希克马蒂亚尔进行了谈判。喀布尔的苏联机构针对此人的特点给了一个简明扼要且颇具说服力的描述：

“总的来说，希克马蒂亚尔的特点是在斗争中极端的一意孤行、顽强和狂热，对对手和下属都带着非常微妙的狡猾、奸诈和残忍。在他的武装组织中，很多人都是由于恐惧和原始的政治蛊惑（......）希克马蒂亚尔能在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基于四月革命的思想，对苏联和喀布尔政权毫不妥协和极度仇恨。”

正是他的部队在8月份用坦克和火箭弹攻击了首都。尽管如此，激进的领导人还是被说服不要阻止他们撤离，并暂时停止炮击。

古尔贝丁·希克马蒂亚尔

返回阿富汗

8月28日凌晨，重型运输机以间隔10分钟一架的节奏升空，飞向阿富汗。麻烦几乎立刻就开始了。飞机越过边境线后，斯特鲁科夫的机场雷达显示，俄罗斯运输机的后面跟着一个不明物体，团长就此向他的同僚们发出了警告。不明物体其实是一架迅速接近伊尔-76的米格-21战斗机，这架战斗机是在杜斯塔姆将军的命令下升空的。运输机在与拦截者相遇时就是个手无寸铁的靶子，甚至连丝毫的反击机会都没有。战斗机团团长派出了数架米格-29支援俄罗斯运输机，但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禁止飞机越境。幸运的是，危险局势在没有作战飞机介入的情况下得以化解：阿富汗战斗机奉命返回机场，运输机继续飞行。这架拦截战机出现在空中的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

在大使馆的地界上，最后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文件被销毁，所有财产都被装进三辆卡马兹后，外交使团成员离开了大使馆。关闭了车灯的车队在喀布尔的街道上缓慢地行驶着。车队由当地武装人员保卫，但仅仅在他们控制的区域上，因此车队护送人员会在经过该市特定地区后定期更换。

大使馆人员在等待飞机。

在接近机场时，圣战者组织开始用高射炮向长机射击，但机组人员很幸运：激进分子的高射炮无法打到飞机。第一架伊尔-76发射了热焰弹，自信地进行了一次阿富汗降落并在尚未因高温变烫的混凝土上着陆。一辆装有使馆物品的卡玛兹卡车很快被装上了飞机，中国、蒙古、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外国使团成员也登上了飞机。然后，伊尔-76开始在跑道上助跑，并成功起飞。

下一架飞机接着第一班飞机，重复同样的程序。这时，叛乱分子违背了他们的诺言，开始向机场发射火箭弹。起初，火箭弹落在离伊尔运输机很远的地方，但渐渐地，它们的爆炸声离飞机越来越近了。一名使馆警卫后来讲述了这种射弹是如何发射的：

“我看到了城里圣战者是如何发射火箭弹的。用粗棒焊接或铁丝捆扎制成的铁制三脚架，火箭弹，弹头朝天，喷嘴冲地，一根连接发射装置的导线，以及 ‘雅什卡炮手’本尊(«Яшка-артиллерист»,出自苏联喜剧老电影《马莉诺夫卡的婚礼》，形容像开朗活泼的士兵，这里是讽刺意味)。”

在炮击过程中，第三架运输机出现在跑道上。一辆运载着俄罗斯外交人员的卡玛兹冲到最后一架飞机前，但马上就出了麻烦。一名伞兵开始向外交部官员解释，没人会把卡车也带走。对话的另一位参与者则努力证明可以。在决定卡车命运之时，又一枚火箭弹在伊尔旁边爆炸，弹片损坏了燃料系统。装运卡车时的小插曲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火焰吞噬了这架巨大的运输机，几名机组成员受伤。

喀布尔机场的伞兵

当时，第二架飞机已经开始起飞，即将升空，但机长阿纳托利·科皮尔金中校决定为了受伤的同僚和外交官员折返。他的飞机掉头，打开舱门，穿过弹片横飞的机场向本应乘坐第三架伊尔离开阿富汗的人避难的候机楼开去。科皮尔金的飞机载上几十名使馆工作人员和受伤的飞行员，运输机再次起飞。起落架上的橡胶轮胎被弹片撕成碎片，超载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无法脱离地面。其中一名目击者回忆说：

"它起飞很艰难。可以看到当它离开地面时，没有上升，而是向下沉，但随着发动机的咆哮，它又上升，然后下降，再上升。渐渐地，渐渐地，它终于爬了起来。然后是一个转向，离地面如此之低，我又一次以为它要掉下去了。但是没有，它继续飞了下去，获得了足够的动力。”

运输机一直到跑道的尽头才升空。飞机飞往乌兹别克斯坦科科伊达（Kakaydy）机场—几个小时前，三架伊尔-76刚在那里加了油。机组人员对起落架的状况无从知晓。当然，飞行员们明白这很糟糕，但有多糟糕？一架超载的飞机能用这样的起落架降落吗？为了得到这些疑问的答案，科皮尔金机组人员放下了起落架并在机场上空盘旋。他们被地面人员告知，机轮确实损坏了，但还是值得尝试用起落架而不是机腹着陆。这架运输机最终成功地在混凝土跑道上安全降落。

与此同时，在喀布尔机场仍然留有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伞兵，其中一人受了重伤。当他们在机场的地下室避难时，外交官们为如何让俄罗斯人脱困绞尽脑汁。援助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杜斯塔姆将军在谈判后同意参与撤离行动，并派出了几架安—32运输机前往喀布尔—这些飞机是安-26针对高海拔地区的改进版本。

在喀布尔机场，吸取了惨痛教训的俄罗斯人迅速在运输机上占好了位置，然后将军的飞行员离开了险地，飞往所谓的“杜斯塔姆斯坦”首都马扎里沙里夫。然而，运输机没有把所有人一次性从喀布尔带走，阿富汗飞行员不得不再飞一次。

杜斯塔姆将军的安-32运送着大使馆工作人员着陆。

圣战者没有松懈，在飞机离开时毫不吝啬弹药地向它们开火。幸运的是，曳光弹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飞过，飞机安全抵达了目的地。

在这位有权有势的将军的庄园里，外交官们与内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几小时后，使馆工作人员和伞兵终于离开了阿富汗，顺利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泰尔梅兹，并悄悄前往莫斯科。疏散俄罗斯大使馆和外国公民的行动大功告成。

喀布尔之后

在契卡洛夫机场（莫斯科），从喀布尔归来的外交官们受到了外交部长及其带领的几十个端着长枪短炮的记者的欢迎。然而，在报纸的版面上，关于使馆工作人员撤离的报道寥寥无几。

1992年并不是阿富汗战乱终结的一年—漫长的大屠杀只是蓄势待发。与此同时，战火蔓延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激进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拿起了武器。顺便一提，俄罗斯军队不得不在那里执行极其相似的任务。1992年10月，美国大使抵达被战火撕裂的塔吉克斯坦，六天后，华盛顿特使就不得不撤离。但想要轻易离开大街小巷都已陷入血腥混乱的杜尚别并不可能，因此正在那里执行任务的近卫第3独立特战旅的士兵和卷入内战的摩步201师的官兵不得不拉美国人一把。

据行动参与者回忆说，这位戴着毛皮帽的外交官看起来非常滑稽，因为当时街上的温度在20°C左右。

至于我们故事中的英雄，1993年初，运输机指挥官叶夫根尼·泽列诺夫、第二架伊尔的机长阿纳托利·科皮尔金和从被大火吞噬的飞机上拉出几名伤员的伞兵谢尔盖·阿雷菲耶夫成为第一批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的人之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继续战斗，并与阿富汗冲突中几乎所有的派别交战。2001年以后，他在新政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至今仍对共和国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2020年，杜斯塔姆被授予元帅称号。

在如今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浪潮中，杜斯塔姆逃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而这篇文章发表于8月13日，仅仅数日，阿富汗沧海桑田，令人惊叹不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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