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篇文中，曾经提到过，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特征中，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中造就了文人的家国情怀。那么，历代文人这种一以贯之的情怀又是怎样形成的？

要弄清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我们一般所说的文人、读书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弄懂了这一点，上面的问题也就大致明白了。

“士”

不管东方、西方，早期的知识只掌握在贵族手里，典籍文献作为文化载体与平民无缘，王室有专门的文化官员世袭掌管，比如巫、史、祝、卜。（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二章《文明奠基》）

东周时期王室衰败，使得一些宫廷文化官员纷纷出走。西周分封的诸侯日渐势大，列国之间的频繁交战让各方霸主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为了巩固和扩张己身势力他们不断网罗可用之人，曾经世代罔替的文化官员流动起来，出现了作为知识阶层的“士”。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级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士以下便是平民和奴隶。春秋时期，有的人尚有封地，有的人则成为自由职业者。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先秦诸子有不少来自于这个群体。（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三章《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士的出现，丰富了知识阶层的构成，他们不再依附于王室，赢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形成与其他阶层以及昔日巫史不同的新的品格。（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三章《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不论是想“闻达于诸侯”，还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士”往往超越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能以更高、更大的格局看待世界。他们各有各的“道”，各传各的“道”。一方面，列国之主致力于寻找适合自身的国策，另一方面，士人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实践自己的理念。为了实现理想抱负，他们执着而坚定，我们在这一群知识人身上看到了诸多高洁品质，比如担当道义、入世经世、爱国忧民、恪尽职守等等。

进入科举时代，地主、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他们入仕为官，伴随着这种复杂的身份，出现了一个新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从中唐以降到清末，士大夫阶层展现出了优秀的文化品格。历史上的例子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私以为，形成这种文化品格的得益于长久以来，占正统思想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董仲舒当年独尊的“儒术”，因为特别适合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维护的是封建君主的利益，而受历代帝王推崇。其实彼时的儒学早已不是孔子之后的原始儒学，而是董仲舒寻找到的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最契合的文化形态——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而历代帝王在实际运用中，大都儒表法里，法儒兼采。（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四章《政治一统与文化整合》）

正因为它博采众家之长，在吸纳各家思想精髓的同时，将各自的文化品格也一并吸收。比如，儒家的崇仁尚义，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法家的严正无私、一断于法。

到了宋明理学时代，将传统的“内圣”（圣贤人格）之学提到空前的本体高度，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具体来说：

“孔颜乐处”，追求自我与万物浑然一体；“民胞物与”，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并引发出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与庄严的历史使命感；“浩然正气”，执着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任何外来压迫所动摇。（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六章《从雄阔到精致》）

理学建树的理想人格，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六章《从雄阔到精致》）

所以，有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有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屈，有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有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忧国忧民成为了历代优秀文人最基本的品格，即便在元代，“士”变成了“九儒十丐”中的“儒”（元代职业分十级，儒生排在工匠娼妓之后，仅好过乞丐），他们也依然通过杂剧、散曲鞭挞时代的黑暗，表现百姓的疾苦。

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近代知识分子，他们一部分来自士大夫群体，一部分培育自新文化。因时代剧变，他们不仅继承了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更自觉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先锋。（见《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九章《中西交会及现代转型》）

从先秦到清末，从“士”到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将优秀的文化品格一点不落的吸收并发扬光大，从中走出了一位又一位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代表。

进入新时期，“士大夫”阶层早已消失，知识分子也不再那么高不可攀，“士”反而成为了文人雅客的代名词。随着老百姓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懂理、知礼、晓义已经变成普通人应当做到为人处世要求，传统文化带来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更是却从未断绝，它正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发芽，每到特别时刻，就会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天涯  凌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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