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苏伊士运河西岸，以色列某后备装甲营装备的美制M60A1主战坦克（这辆最新型“巴顿”坦克喷涂了以色列装甲部队常见的灰土褐色迷彩，并且有一个向下的倒V型识别标志。所属旅的战术识别标志与自身的战术编码均被喷涂在炮塔一侧）

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晨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一举摧毁了阿拉伯空军力量，从而决定了这场短促战争的结果。埃及军队在整个西奈半岛很快溃败。约旦国王侯赛因则受了纳赛尔的欺骗，以为埃及空军丝毫未损，因而发动了对耶路撒冷的全面进攻（在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环境中，他可能除了参加战争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结果以色列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征服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并占领了经常轰炸以色列定居点的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序言：从6天到漫长的6年

在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装甲兵已经发展到9个装甲旅和2个机械化旅的规模。而在战争中，尽管依靠突袭并且取得了绝对制空权，是以色列军队能够仅用6天就打得阿拉伯军队节节败退的关键因素，但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表现却似乎更加令人瞩目。要知道，6天的战斗中，以军装甲部队共击毁了阿拉伯军队1700辆坦克中的965辆，而自身的损失仅为394辆，如此炫目的战绩最终奠定了以色列装甲部队在整个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核心地位——这就像提升了阿喀琉斯脚踝的防御一样，不仅仅是坦克部队，几乎以色列陆军的全部步兵和炮兵部队也都开始向装甲机械化方向发展。

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作为炮兵装甲机械化的一种努力，以色列国防军利用过时的M4谢尔曼坦克底盘，改装出了上百辆M68155mm自行榴弹炮（这种自行火炮也被称为L-33，其作战价值在1973年10月的战争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国防军机械化部队获得的最远射程武器要算是M107175mm自行加农炮，到1971年为止，以色列军队共装备了48辆M107，组成了两个远程炮兵营（不过，以色列炮兵对该炮的身管寿命严重不满）

不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结束后，他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使得原本善于快速机动作战的以色列陆军必须据守在固定的防线上。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的政治才能和它的军事力量很不相称。尽管在1967年6月的战争一经实现停火，很多同情以色列的有识之士便指出，只有从被占领土全面撤出，并且马上实现全面停火，才能使以色列获得其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果实（虽然和平可能还是无法实现，但是，至少阿拉伯国家甚至巴勒斯坦人的“收复”全部领土的意志会动摇。1956年的西奈行动毕竟使阿拉伯人停顿了十年，虽然说当时以色列并没有单枪匹马打败埃及）。然而，以色列领导人在消化战争果实的方式上，却鲁莽得近乎稚童。甚至在刚一开始，以色列都没有针对被征服领土的任何政策，后来那种灾难性的占领政策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才逐渐“自行”发展起来的。以色列政府不能在处置被占领土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而民间则从防守和安全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论证，使这政策变得似乎不可逆转了，为它自己的合理性制造了各种理由，他们允许对领土的要求发展到无法压制的强度，最后左右了国家政策，然后，他们又按照一种误入歧途的安全方针，将这种政策合理化。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过后，少量的M548A1自行防空导弹被以军从国内运来，用于被占领区的防御

1967年月27日吞并约旦到1949年占领的耶路撒冷旧城，是这一政策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步骤（约旦马马虎虎地守卫着那些圣地，当然并没有为它的所有权赢得什么有力的合法性）。这一感情冲动的行为完全蔑视住在旧城及其四周的七万阿拉伯人的意愿，而且使以色列政府和公众在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上所抱的政治幻想彻底破灭了。在二十年间，第一次又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阿以冲突的核心。而到了1967年8月底在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以色列领导人又进一步寄希望于在被占领土问题上讨价还价，企图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胜利果实。20世纪50年代初期，夏里特主张为了创造长期和平的条件，接受短期安全的牺牲，而本·古里安却将短期安全放到首位，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是无法取得和平的。本·古里安的继承人现在又把绝对和平提高到了最首要位置，认为占领被征服的领土，可以保证短期安全。遥远地缩短了的边界所带来的虚假安全，取代了本·古里安的人口中心的真正安全，而一笔勾画出来的和平的海市蜃楼，取代了夏里特对和平条件的追求。以色列以为自己不可战胜，因而要求彻底和平，这一要求恰恰成了对和平，同样也是对安全的主要障碍。

这是一辆驻守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区的以色列国防军第11装甲旅TI-67主战坦克（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修复了部分缴获的苏制T-54A主战坦克，并为这些战利品换装了英制L7105mm线膛坦克炮。随后这些改进过的战利品T-54A被以TI-67的名义纳入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战斗序列重新服役。图中的TI-67是一辆营级指挥车，除了加装了远程电台外，还有12.7mm口径的M2重机枪，并在炮塔上插有一面带有黄/橙色荧光空中识别标志的帆布旗）

在此之后，以色列的和平要求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空洞。战后初期本来期望通过谈判撤军，现在却变成了与阿拉伯直接谈判重新划定地图之前维持停火线的强硬的方针。占领耶路撒冷旧城的滋味又开始刺激占领西岸地区的胃口，而这本身又激起了宗教狂热。1967年10月底，处于国家官方地位的一个显要的拉比权威机构规定，宗教法律否定以色列有权放弃西岸占领地区的任何一寸土地。关于撤军的言论越来越少，而关于安全、得到承认的边界的言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各种关于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的讨论也多了起来。公众未能认识到占领政策的危险和代价，开始享受扩大了的生存空间。不久以后，占领就带来了使与之相关的安全原则变得似乎有道理的局面。这样，人们更相信，处理被占领土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保持占领。

正因为对这么大规模的征服带来的后果准备不足，以色列只能采取继续占领在战争中夺得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注：人口大约为40万的埃及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人口大约为6600人的耶路撒冷旧城和人口大约为60万的约旦河西岸（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大约6000德鲁兹人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结果由于只能笨拙地保持占领姿态，最终以色列将它不安全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己的军事劣势。为了保持它对遥远的外国领土的控制，以色列国防军被迫遭受了与它从前守卫自己边界付出的数目同样大的伤亡——这些令人悲伤的伤亡数字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便几乎累计到了与六日战争中不相上下的一个程度。当然，除了这些烫手的土地外，以色列人的战争红利还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获得了新的稳固的坦克来源（实际上是全面而稳定的军事援助）——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小而弥坚的犹太国家，并在战争结束后正式将以色列纳入自己的冷战棋局之中（除了有美国支持外，以色列在世界上陷入孤立。美国坚定地保持着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相信保护特拉维夫需要以色列军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的说法，而是因为美国人不愿意让俄国武器战胜美国武器）。

本来，在六日战争之前，虽然美国人已经同意向以色列提供M48“巴顿”主战坦克（甚至包括少量最先进的M60“巴顿”），但由于数量过少，犹太人根本没指望将美制坦克当作主要来源，他们真正看中的还是英国货。1966年，英国政府启动了装有120毫米火炮的新型酋长坦克研制计划，但英国紧张的国防预算使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完成此项目。为此，英国政府同意向以色列出售300辆百人队长坦克以筹集资金，作为交换，以色列得以参与酋长坦克的最后阶段发展，并拥有购买酋长坦克的优先权（英国方面甚至允诺帮助以色列建立酋长坦克的生产线）。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以色列就可获得堪与T-62坦克抗衡的武器。但阿拉伯国家当然不允许这种不利情况出现，他们用将外汇储备从英国的银行提走等经济制裁措施来威胁英国。最终到了1969年11月，英国被迫终止了与以色列在酋长坦克上的合作。此时，该合作计划已经进行了3年多时间，以色列在酋长坦克的最后研制阶段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资金。但结果却只得到了2辆酋长坦克原型车和三百多辆百人队长MK3/5坦克。幸好此时山姆大叔向以色列人伸出了援手，此后以色列开始将美制坦克作为装甲部队的主要装备来源。1970年，以色列装甲兵首次从美国接收了全新的M60A1“巴顿”坦克，并将一部分之前获得的二手M48“巴顿”着手换装L7105mm炮加装附加装甲，制成第一代“马加奇”坦克，到这一年年底以色列装甲兵已经发展到7个装甲师，约2000辆坦克的规模。然而，由于需要保卫的“国境线”也随之扩大了，这使纸面上膨胀起来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实际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精锐的第7和第188装甲旅在战争结束后被迫一直驻守在戈兰高地，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事实上，以色列陷入了一种马其诺心理，丧失了其军事力量所赋予它的主动性，而且事实上把决定其命运的责任交给了阿拉伯人。

既要坚持不明智的占领政策，又要想方设法降低由此带来的防务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以色列国防军自力更生了一些奇怪的技术装备——-简易的TCM-20自行高炮就是如此（在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将此前以剩余物资名义购入的一些“西班牙-瑞士”HS404 20mm口径机炮，将之在由M3半履带车上，便构成了一种既可用于防空又可用作地面警戒巡逻的自行武器系统。在1973年10月的战争期间，这类装备大部分被用于辅助防御）

另一方面，占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了戏剧化的影响。由于以色列士兵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接连不断的互相射击使运河地区埃及人的生活陷于停顿，埃及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确确实实的以色列的现实存在。对埃及公众来说，以色列出现在埃及土地上，使巴勒斯坦问题从诗意的抽象领域变成了实在的痛苦。结果，虽然埃及武装力量在六日战争中损失很大，但以色列的占领却使阿拉伯的黩武主义具有了作为反抗斗争的新合法性。正是1967年6月遭受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的骄傲、自尊和荣誉备受耻辱（以色列领导人始终对此认识不足），从而使得下一次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此外，苏联应承为埃及人重建军队，并为此提供一切可能的必要援助，增强了纳赛尔“用武力夺走的，必须要用武力夺回”的决心。于是，在1967年的战争刚刚实现停火那一刻，埃及武装部队的重建就开始了。1967年6月底，由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埃及。这一代表团的目的是考察埃及由于战争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制定重建埃及军队的计划。在这次会晤中，纳赛尔总统正式要求苏联承担埃及的全部防空任务，并建议由一名苏联指挥官负责指挥（埃及空军在战争中已被摧毁，因此，埃及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尽管苏联拒绝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但他们同意重新组建和装备埃及的武装部队，并在创纪录时间内做到了这一点：半年内，在苏伊士运河对岸，面对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又大致恢复到了1967年6月5日早晨以前的态势。而这种迅速恢复只不过是埃及最终要建设一支80万大军的开始。

这辆埃及海军陆战队的T-54A加装了与联邦德国豹I同型的AEG红外夜视探照灯（尽管获得了先进的T-62，但在1973年的战争最终开始之前，埃及军队也为提高一些老式T-54A/T-55的战斗力进行了大量努力，其中之一的有效举措就是为这些坦克加装联邦德国生产的AEG红外夜视探照灯）

根据埃及武装部队面临的现实情况，苏联方面不但加强了对埃及武器装备支援的力度，而且还为其提供贷款以购买这些武器。同时，苏联人还开展了一项新的训练计划，以进一步提升埃及军队的战斗力。在经过苏埃双方短暂的协商后，苏联同意帮助埃及组建4个装甲师，以及5个机械化步兵师作为埃及陆军的核心力量——在装备由苏联军工厂加班加点赶工的同时，苏联军事顾问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部队的营一级单位展开了训练。在超级大国的鼎力相助下，埃及武装部队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了元气。单以装甲机械化部队为例，从1967年到1973年间埃及获得了1260辆T-54A和T-55主战坦克，并从1971开始还获得了400辆最先进的T-62主战坦克。此外，埃及获得的其他装甲战斗车辆还包括750辆BTR-50、OT-62，甚至在1973年年初，也有150辆革命性的BMP-1步兵战车被送到了埃及。但如果说最新型的苏制T-62主战坦克开始成为埃及军队的新宠，那么上次战争中曾令以色列人如背锋芒的IS-3重型坦克则已经被人遗忘（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前，埃及武装部队最强有力的地面装备无疑是迷雾重重的IS-3斯大林重型坦克。但在拉法枢纽的战斗中，曾有一些以军的M48“巴顿”坦克和埃及斯大林重型坦克发生了遭遇战。结果，虽然以色列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埃及方面也有大约12辆这种曾被寄予厚望的重型坦克被摧毁，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坦克被完整俘获——战前的一个神话至此彻底破灭了。结果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幸存的斯大林重型坦克迅速失宠，其中的一部分干脆被拆除发动机后（原先的动力舱被用于存放更多的弹药），作为固定炮台安放在约旦河岸边〕。

不过，对于埃及武装力量的恢复与增长，我们或许不应只把目光聚集在坦克装甲车的数量上。事实上，派往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从1968年就开始注意到，运河对面的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对于全面装甲机械化的热情有些过度了（IDF也的确开始将坦克作为唯一的依重），这使为埃及步兵配发更多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可能比运来更多的坦克对以色列军队造成的威胁更大。苏联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埃及部队中出现了大量的RPG和AT-3（前者是一种小型的、便携式的、采用空心装药战斗部的火箭助推榴弹，而后者则是一种由手柄操纵的第一代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埃及陆军还将一部分AT-3搬上GAZ-69吉普车，构成了被戏称为婴儿马车的机动反坦克导弹系统）。当然，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阿以双方也都装备过这些武器——比如以色列人就列装过一些类似于AT-3的法制SS-11反坦克导弹，但由于六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战争过后以色列人逐渐将之淡忘了（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战争奇观，在当时的以色列军队中，居然也有类似的“婴儿马车”在装备——它们实际上是由法国SS-11反坦克导弹与六日战争中缴获的GAZ-69组合而成）。不过，痛定思痛的阿拉伯人在苏联人的指导下，却逐渐认识到这些步兵反坦克武器在未来向以色列人的复仇战争中，可能蕴涵的巨大战场价值，所以无论是装备数量还是训练强度与目的，都开始与以色列人大相近庭。

除了在1967年的战争中直接缴获了一些埃及的2P26“婴儿马车”机动反坦克导弹系统之外，，以色列还从法国补充购买了一定数量的SS-11反坦克导弹，并将这些制导反坦克武器，安装在前几次战争中缴获的苏制GAZ-69吉普上。不过，除了在特拉维夫的阅兵式中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道具外，这些以色列版“婴儿马车”并没有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太长时间

需要提及的是，吸取上次战争中一上来己方空中力量就被全部摧毁的教训，埃及地面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并不仅仅止于装甲和反装甲力力量的增长——那些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空武器，正在为这支实力迅速膨胀的地面力量撑起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并最终成为它们的力量倍增器（这些防空武器既包括用于战略防空的SA-2、SA-3远程防空导弹，也包括单兵携带的SA-7、机动程度相当高的SA-6中程防空导弹以及著名的ZSU-23-423mm自行高炮）。此外，为了增强将西奈半岛从以色列手中夺回的把握，除了增加工兵中的机械化舟桥数量外，埃及还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拥有水陆两栖坦克的突击部队。卧薪尝胆的效果是如此的显著，以至于在几年间，曾经遭受重创的埃及军事力量就恢复并提高到了可以与以色列正面对抗的水平。

1967年战争过后，埃及装甲部队的王牌已经由此前的IS-3变成了完全现代化的T-62

如果说1973年的战争中，最新型的苏制T-62主战坦克是阿拉伯方面当之无愧的明星外，那么上次战争中曾令以色列人如背锋芒的IS-3重型坦克则已经被人遗忘〔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前，埃及武装部队最强有力的地面装备无疑是IS-3重型坦克。但在拉法枢纽的战斗中，曾有一些以军的M48“巴顿”坦克和埃及斯大林重型坦克的发生了遭遇战。结果，虽然以色列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埃及方面也有大约24辆这种曾被寄予厚望的重型坦克被摧毁或俘获。〕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军事力量的恢复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苏联的帮助下，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重新进行武装。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或者说运河对岸），由于固执的占领政策，以色列人的军事处境却在日益恶化。然而更糟糕的是，从1967年的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包括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在内，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已经由于政治上的不明智而正在滑向比六日战争前更险恶的境地。事实上，以色列政府认为，正是1957年春天撤出蒂朗海峡和加沙地带，才导致了1967年战争。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局势，而不是看到由于1956年军事胜利后撤出占领区，才带来了十年的相对安宁，所以固守所占领土的政策正变得日益坚固。在1967年8月中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阐述的官方观点，反映了当时支配着他们对于和平的一种绝对看法，即认为战争已使停火协议破灭，言下之意为（后来又明确承认）以色列1949年的边界不再存在，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决定固定的边界。结果在1967年8月底的喀土穆会议上，阿拉伯领袖们发表了他们对以色列不和平、不承认、不谈判的指导方针。而在此之后，以色列的和平要求也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空洞。战后初期本来期望通过谈判撤军，现在却变成了与阿拉伯直接谈判重新划定地图之前维持停火线的强硬的方针。宣布1949年的边界无效，具体体现了以色列深刻的政治错误。将近二十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谋求阿拉伯国家承认其边界，而且实际上是谋求通过谈判修订边界。现在，当它的胜利有可能第一次使其边界得到承认时，它却正式宣布放弃这些边界，使它在地图上的轮廓变得不确定。1967年，以色列没有抓住（或者至少寻求，或努力创造）让阿拉伯承认这些边界的机会，没有证明它并非像阿拉伯人所认为的是靠扩张得到的。以色列失去了它的历史合法性，使人对它要求的程度提出质疑。以色列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用极大的力量和韧性去保卫国际组织划定、批准和承认的，并且在二十年来一直保持占领、事实证明可以防守的边界，而是自己选择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状态，它的领土现状也变成了一个问号。

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在喀土穆会议后已经认识到他们已经不能决定和平的条件（1967年10月初，就在阿拉伯喀土穆会议后，以色列国防部长指出，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并不是取得和平的实际办法，因为阿拉伯人并没有答应如果以色列撤退就能有和平）。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继续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仍然不能发起有效的军事行动，占领仍然能够保证安全。以色列没有能够将它的军事胜利的政治后果与它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带来的相反后果区别开来。由于占领，阿拉伯人的反抗变得激烈起来，从而相应地抵消了以色列的军事胜利本来有可能带来的遏制作用。以色列关于安全的、得到承认的（但是假想的）边界的公式对这一地区的三个国家来说是很空洞的，因为以色列政府早已把它们的实际边界抛到了九霄云外。尽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一再听到所有阿拉伯国家赤裸裸的宣称，如果以色列不撤退就要发动战争，但没人拿这种陈词滥调当作一件正经事，这一点反映了以色列人普遍具有的信心，认为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使它在该地区的版图内保持永久的租借权（性能优良的崭新美制M60主战坦克似乎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自信）。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在装备上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以色列军队由于实施长期占领反而变得斗志疲惫。这一次，以色列战士是远离家乡进行防守战，而不是打击逃跑中的敌人——武器装备质量的优劣则与此无关。毕竟阿拉伯人掌握着主动权，而且是为他们自己的土地而战。对阿拉伯人来说，六日战争之后有一点是始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赢回他们的土地。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1967年的六日战争远没有结束，1967年6月12日之后的每一天，实际上都是这场战争激烈度的延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的温度每一天都在持续升高，直到有一天在这片充满了血与火的大地上，战争的巨焰重新狂飑着喷涌而出。

第7天——从消耗战到热战

六日战争对双方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并使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六天之内，此前一直处于弱势的以色列军队（尽管他们已经赢得了两场战争的胜利），便消灭了大部分极有威胁性的阿拉伯军队，占领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从可能成为束手待毙的受害者一变而为辉煌的胜利者，这使以色列举国欢欣，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当多的以色列人坚信，1967年6月月5日前的以色列边界本身的性质就意味着危险：埃及人在1948年占领的加沙地带就像一把匕首，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线人口集中的主要城镇；耶路撒冷被分割，约旦士兵或当地的约旦人经常使用各种遗留下来的武器在该城中心制造枪击事件。约旦部队只要从沿着通往耶路撒冷主要街道的地区推进约500码，就能切断通向以色列首都的主动脉。驻守在卡勒基利亚上方山头上的约旦部队，瞰制着居民约占以色列人口40%的特拉维夫和它的卫星城市；而驻守图勒卡尔姆的部队，则能监视10英里外的滨海城市尼塔尼亚。他们完全明白，只要他们用装甲兵突过这一短短的距离，便能在以色列国的细腰地带把它切成两段。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部队则瞰制着约旦河谷的以色列村庄，并且多年来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火力骚扰）。由于在几天前还是上空一片乌云，而后来却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在整个犹太人世界中引起的反响，是以色列从未经历和体验过的。但是另一方面，六日战争对阿拉伯世界则起到了刺激的作用，特别是使埃及人重新全面地分析了自己的军事形势。埃及人从他们失败的各个方面吸取了教训，并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着手整顿军队（为此，甚至开始了某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研制努力）。

这是一辆极为少见的埃及国产“瓦利德”装甲人员输送车（从整体设计上，这辆轮式装甲人员输送车基本模仿自苏制BTR-40，但其底盘却取自德国大众两吨半卡车。尽管该车的设计初衷是一辆装甲人员输送车，但在埃及军队的实际使用中，范围却远不止于此。从指挥车、战斗工程车到装甲弹药输送车，该车的角色堪称多面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中种下的恶因自然也结不出什么善果。事实上，除了一些对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外，即便是对以色列抱有最大好感的同情者，也不会接受那种认为1967年争夺埃及和叙利亚领土的战争，是一场为以色列生存而进行的战争的说法。甚至于在全世界的印象中，即使叙利亚重新控制戈兰高地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它也不能使人去担心特拉维夫的生存问题——因为没有谁会把阿拉伯人收复他们自己领土的意图看成是一场侵略战争。更何况，在1967年的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曾像个帝国主义者一样，狂妄地向它的邻国发号施令，在提出中东民族生存的各种条件的同时，自己放弃了符合它的民族要求的某些已确定了的领土安排。但同时以色列人又有意地把六日战争中已经暴露出来，但在胜利的狂喜中被人们忽视了的一切缺点掩盖起来：他们从思想上把在六日战争形成的军事思想奉为神圣，把下次战争视为六日战争的第七天一样来做准备。这一切的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信奉武力是解决生存之道的唯一法宝。然而从长远看来，假如军事力量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并要以冲突一方的民族消亡为代价的话，那么以色列实际上却是在劫难逃……

1973年10月6日的战争爆发前，一支装备“马加奇”主战坦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如果说1967年的“六日战争”是犹太人给阿拉伯人的一个“意外惊喜”，那么以这种态势来看，几年后迟早会有一场同样的“惊喜”落到犹太人头上。当然，“惊喜”这两个字现在来说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但就当时的实际来看这几个字的分量却相当沉重。事实上，1967年6月11日之后，阿以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停火。在六日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苏伊士运河前线便发生了第一批交火事件，正在西岸重新部署的埃及军队开始骚扰部署在运河一线的以色列军队。战斗是在塞得港和坎塔拉之间地段北端的艾什角发生的，但以色列的阵地是临时构筑的，所以不能提供充分的防护。到1968年11月，六日战争结束后一年半，埃及人感到由苏联重新组建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消耗战了。于是，他们即在该月乘以军毫无准备和防护不足，向以军发动了一次强大的炮火攻击。仅一次袭击便击毙了18名以色列士兵。作为回击，以色列军队向尼罗河谷的纳杰哈马迪发动了一次纵深突击战，摧毁了埃及的电子设施，充分暴露了埃及易遭以色列机动部队打击的基本弱点。以色列的这次袭击使纳赛尔总统十分震惊，并使他认识到，他还没有完全做好进行一场消耗战的准备，而以色列人趁这一决定所给予的喘息时机，竭尽全力建立了一道能满足这种战争要求的防线。

在1973年的全面战争到来之前，为了继续扩充和强化本已实力不俗的装甲部队，对于那批从联邦德国国防军手中接收的90mm炮版本的二手M48“巴顿”坦克，以色列国防军开始着手进行改进——换装了AVDS-1790柴油机与M68坦克炮，增强了防护性。改进后的M48“巴顿”被以色列国防军称为“马加奇”（Magach）。值得注意的是，Magach实际上是一个希伯来词组的缩写（Ma-Ga-Ch），由希伯来字母Mem和Chaf衍生而来，其含义最直白的表达就是“48”

此前，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所提供的纵深，使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以色列的所有人口集中地区现在都已远离埃及军队，约有150英里宽的一条沙漠屏障把以色列同苏伊士运河隔开，而沙漠地本身是不能用通常的面积来衡量的自然屏障。现在受到战争影响的不是以色列的城市，而是沿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城市——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其总人口约超过75万。一个想要进攻以色列的埃及司令官现在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仅是要计划如何渡过苏伊士运河，而且是要计划如何穿过西奈沙漠地实施重大的进攻战。更重要的是，从埃及机场到以色列人口中心的距离大大增加了，现在以色列可获得的电子警报时间已有大约16分钟，而不再是六日战争之前的4分钟了。这样，在以色列人看来，埃及人只要真正经过深思熟虑，就不会在这条新战线上再次开战。这种战略态势是使以色列政府和领导人确信下列观点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几乎不存在再次向以色列发动大战的危险性了。

然而，战争的法则从来不会只偏向任何一方。在以色列人津津乐道讨论这些战略有利条件时，其实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人占据的西奈半岛，对以色列军队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警报因素：埃及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奈的行动，肯定会给以色列敲响警钟并使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动员。这种情况曾多次尤其是在1967年发生过。然而六日战争后，沿苏伊士运河出现了彼此面对面的局势。由于大量埃军经常驻扎在河对岸，几乎与以军直接接触，因此消除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警报因素，它使得沿苏伊士运河集中的阿拉伯军队能以他们现有的部署在最短时间内实施进攻。1968年11月的武装冲突证实了这种担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感到，埃及人沿整个运河一线渡河是不成问题的，以色列人必须做好对付这种可能性的准备。于是，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中将交给阿弗拉罕·阿丹（阿丹少将的绰号为布伦）一项任务，率领一个三军联合小组，向总参谋部提出在西奈建立一个防御体系的建议。阿丹根据他曾在加沙地带附近的尼里姆集体农庄生活的经验，着手设计沿苏伊士运河建立的防御体系。他草拟的最初方案是沿运河构筑碉堡，并使其具有最好的观察视界——白天可进行良好的日视观察，夜间可进行电子观察——同时，又使己方部队尽量不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他设计了许多独立的支撑点，每个可配置15名士兵，支撑点之间相隔7英里，有流动坦克排进行巡逻，其前进后方部署有炮兵和装甲部队，随时准备向前开进，以粉碎敌人任何渡河的企图。

在1973年10月的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国防军第11后备装甲旅的士兵们，正在对装备的一辆TI-67主战坦克进行日常保养

然而，阿丹少将的苏伊士运河防御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南部军区司令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以及总参谋部成员阿里尔·沙隆少将、以色列·塔尔少将等装甲兵军官的强烈反对。这些装甲兵军官凭着军人警惕的直觉，从1967年6月的战争一“结束”，就已经考虑到埃及人在可能的进攻中采用的作战原则了。在1968年初，加维什指挥的一次军事演习中，赎罪日战争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莫德凯（莫他）·古尔少将扮演埃及的司令官。在这次演习中，古尔在运河前线全线渡河，沿所有主要进攻轴线前进，并在以色列前线后方纵深展开直升机降部队（这些行动完全同五年后萨达特总统的军队所做的一样）。据此，这些前线装甲兵军官认为，阿丹少将那种仅沿运河一线配置兵力，并将宝贵的装甲部队分割成“碎块”部署于各支撑点的做法，虽然有利于以色列人的观察，并能对埃及人的任何渡河企图应付自如，但同样也能使埃及人经常对观察到的一系列固定目标实施周密突袭，从而使本应用于机动作战的坦克白白损失于固定碉堡的角色中，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无法聚集起足够分量的装甲力量对敌实施反冲击。对此，他们提出，虽然运河是一道天然屏障，除了在那里建立一道防线外，别无选择，这道防线在战时是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上的一系列观察哨和支撑点，但要在离运河的一定纵深距离上集中部署主力装甲部队，并通过机动装甲部队与火力支撑点的配合来控制运河〔在敌人沿山隘一线（从南部的米特拉山隘到北部的巴卢扎）集中装甲部队向一系列担负防守任务的步兵旅驻地实施进攻前，这道防线将起迟滞敌人的作用〕。此后，越来越多的装甲兵军官阐明了自己类似的观点，建立一种由有炮火和防空支援的机动装甲部队负责各地段的防御的体系，只在运河一线观察所内配置老式坦克，而将战斗力强大的新式坦克留在主力装甲部队的手中。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将一些奇形怪状的扫雷火箭系统安装到被广泛使用的M3半履带车底盘上（这种机动性能不错的扫雷系统，通过引爆大量高爆炸药产生压力的方法来大范围清除地雷）

以色列装甲军官们想法的本质在于，他们非常害怕阿拉伯人利用双方军队都配置在苏伊士运河一线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胶着状态。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将无法利用其在装甲作战方面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机动性强、运动速度快的优势，因为苏伊士运河将阻碍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以色列无法对埃及军队实施机动。由于沙隆将军赞同装甲兵军官们的想法，所以支持沿运河建立一种机动防御体系，因此最终的运河防御变成了如下一种形式。它不再是一条简单的固定边沿防线：每个碉堡控制两侧各0.5-1英里的地区，各支撑点之间约5-6英里的地域内设置有观察哨和巡逻队。在所有坚守困难和关系重大的支撑点内——如防线两端的阵地和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内——都配置有坦克。营级坦克部队集中在支撑点后方，此外还有坦克排配置在支撑点内的坦克掩体内，从那里可以向运河进行纵向射击。整个防线构筑有大批这样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坦克发射阵地的补充，坦克发射阵地修筑在支撑点后方0.5-1英里处，为碉堡提供火力掩护，并控制运河的接近路。此外，还修建了庞大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包括道路网、地下指挥部、水道系统、通信系统、修理所和仓库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些后来被统称为巴列夫防线的防御阵地中，坦克扮演了重要的机动火炮角色，但真正部署于其中的坦克却都是些陈旧过时的型号，而且数量远没有想象中的多——只有大约50辆M50“超谢尔曼”被作为机动装甲碉堡，用于直接加强巴列夫防线的各火力支撑点（这些老式坦克通常由装甲部队中的预备役人员操作）。而在这条防线的后方，巴列夫则始终保持有两个装甲旅的兵力，并用第三个装甲旅当预备队，而且如果情况紧急，这支可观的装甲力量还能随时得到一个预备役装甲旅的支援（通常是在该地区进行训练的后备队）。

无论是1970年苏伊士运河区的“消耗战”，还是1973年10月惨烈的“热战”中，以色列军队都使用了上次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苏制BTR-50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以色列军队对于战利品装备的使用，实际上可算是一个古老的传统。1970年苏伊士运河区的消耗战中，以军有时会使用上次战争中缴获的BTR-50P两栖装甲运兵车穿越运河搞些小动作。其中有些车辆一直服役到1973年，这是其中的一辆在10月中旬正搭载着一批以军部队穿越运河去打击埃及人）

不过，尽管以色列职业军人们竭尽所能，但他们所能改善的却只是战术方面的作为，而对于以色列军事态势的本质却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从东线到西线，以色列有限的机动力量都被绑架到了这些新的边境地带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1969年3月15日，巴列夫防线大体完工。同月，纳赛尔宣布消耗战开始，整个防线体系随即受到了考验：连续数天，埃军使用了一千多门火炮轰击沿运河掘壕固守的以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防御工事，以军的伤亡将会比他们的实际伤亡严重得多，其伤亡数字会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为以色列本已过热的军事冒险添了怎样的一把火——犹太人从防线的建立看到以色列将会坚不可摧地永远存在下去。而更令犹太人兴奋的是，1970年9月，美国对以色列提出增加武器的要求第一次做出公开和明确的答复：鉴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集团的情况，尼克松政府请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美国正在向国外交货的最先进装备，其中包括250辆最先进的M60A1主战坦克。而实际上早在这一年的3月，以色列装甲部队就开始接受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甲技术装备，到1973年10月战争爆发前，陆续接收了约150辆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设在美国本土的M60A1“巴顿”坦克生产线始终以低速运转，这使以色列人对M60A1缓慢的交货速度深感不满，作为一种无奈之举，他们开始自行升级手中的老式M48“巴顿”，以使其接近M60A1的水准。但不管怎么样，以色列方面拥有近百辆M60A1这一事实，还是对阿拉伯人（当然也对苏联人）起了相当程度的震撼作用，同时也令以色列人更增添了一分信心。

M60A1坦克实际上是M48的深度改进型，相对于之前的“巴顿”系列，战技性能上的改进十分突出。首先，这种坦克采用了泰里达因·大陆公司的AVDS-1790-2/2A型4冲程12缸V型90°夹角排列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在2400转/分时输出功率为552千瓦。这是美国首次在主战坦克上使用柴油机为动力。该发动机可使用多种燃料，简化了后勤供应；采用风冷方式，提高了发动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并具有较强的低温启动性能。该发动机高度较低，采用积木式结构，除了方便日常保养维修外，也有利于发动机整体装拆；其次，由于设计理念不同，M60A1的装甲防护相比传统的苏式坦克优势相当明显。车体和炮塔均采用均质钢装甲。车体首上装甲板厚110mm，水平倾角25°；首下装甲板厚110mm，水平倾角35°；车体侧装甲板厚35.8～74mm，车体顶部装甲板厚35.8mm；车体底部前装甲板厚19mm；车体后装甲板厚13mm；炮塔防盾厚130mm；炮塔正面的装甲垂直厚度为180毫米（M60）～254毫米（M60A1天炮塔侧装甲垂直厚度为76毫米（M60）～140毫米（M60A1关炮塔后部装甲垂直厚度为51毫米（M60）～57.2毫米（M60A1）；炮塔顶装甲厚25毫米。

同时，阿拉伯人手中的苏式坦克一贯所享有的火力优势，在M60A1到来之后，也被彻底打破了。一方面，M60A1安装有一门与“百人队长”MK3/5实际上完全相同的L7A1105线膛坦克炮的美国防制品——M68105mm线膛炮，但所配用的M728和M392A2曳光脱壳穿甲弹、M735曳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M456曳光破甲弹、M393曳光碎甲弹和M416曳光发烟弹要比“百人队长”的英制弹药在效能上提高不少。其中，M392A2全重18.6公斤，采用旋转稳定，初速为1478米/秒；M456全重21.8公斤，采用尾翼稳定，初速1170米/秒。都有能力在1500米距离上击穿苏制T-62坦克的前装甲，并且威力要稍高于2A26115mm滑膛炮。而另一方面，如果说火炮和弹药上的优势只能算是有限的，那么完善的火控系统则彻底使M60A1成了当时中东战场上的装甲王者。相对于以色列此前装备的少量M60基型车，M60A1式改用M16机电模拟式弹道计算机（M16弹道计算机采用有10个抽头的线性电位计来模拟不同弹种的弹道，可计算多个弹道参数产生的瞄准线高低修正和方位修正），并加装了卡迪拉克·盖奇公司生产的火炮电液双向稳定系统和微光夜视系统，因此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夜战能力和行进间观察跟踪能力，在火控系统领域远远将简陋的苏制坦克甩在了身后。

与前苏联的T-54/55以及T-62坦克相比，M60A1车内空间充足、火炮射击俯角较大、火控系统相对完善，因此作为主要交战对手，以色列人获得的这些M60A1在性能上的优势会增添其军事上的自信——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俗话说物极必反（况且毛泽东主席也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一方军事装备质量上优势的逆转，有时反而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麻痹。尽管在以色列人开始喜气洋洋的接受M60A1主战坦克不久，似乎又有一件“喜事”降临到了犹太人的头上。1970年9月28日，埃及纳赛尔总统逝世。他是阿拉伯世界杰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成功地把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他的逝世，似乎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埃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要素——有力的领导。然而，后来的事情却与人们的想象不尽相同。虽然自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美国和苏联正式出现在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背后，造成了中东地区持续不断地长达6年的军备竞赛。但与以色列将原本不多的机动力量，分散在漫长边境堡垒中的僵化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任的埃及掌舵人萨达特却不那么虚张声势。事实上，这是一个比纳赛尔更稳健的人，在他的努力下，不同于1967年松散的同盟，整个阿拉伯的战争计划现在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埃及和叙利亚的两国参谋部，对西奈和戈兰高地两条战线联合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细致准备和配合协调。所以当萨达特最终将时机选择为1973年10月时，他用完美而坚决的“迂回突击战术”震惊了以色列。

两线苦战——苏伊士运河与戈兰高地

以色列由于国土狭窄、人口有限、战备状况良好、训练有素和资源缺乏等原因，闪击战是最适宜的战争形式，但由于不明智的占领政策，他们不但从1967年6月起，陷入了一场长达6年的消耗战，而且因为在这场消耗战中建立起了所谓的“巴列夫防线”，还拥有了一种虚幻的军事安全感。不过，当历史的时钟指向1973年时，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1973年10月6日战前，两辆于训练间隙进行休整的M60A1“巴顿”主战坦克（可能是教练车的缘故，除了左侧的识别标志外，这些坦克缺少包括战术编号在内的大部分制式标志）

1973年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区巴列夫防线附近的某条公路上，一辆以色列国防军戈南装甲侦察营的PT-67正经过一辆履带脱落的战损坦克（事实上，此前埃及第3机械化步兵师的第130两栖旅意图穿越大苦湖的时候，埃及人的PT-67坦克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整场战争中，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对于他们手中的PT-76使用强度都是相当大的）

自从1967年的热战结束以来，埃及人在军事上的总体计划实际上非常简单，即尽量在消耗战的第一阶段用炮火摧毁防线。一旦摧毁了大量以军支撑点，则在第二阶段派遣突击队进行一系列有限的短时间渡河作战；第三阶段要求在渡河后更广泛地进行纵深作战，第四和最后阶段是全面渡河作战，目的是占领运河东岸地带，以此来打破自1967年以来形成的政治僵局。然而，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何时以及是否能够进入第二阶段。对此，萨达特总统施展了绝佳的战略迷惑手段，并在军事行动的细节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973年3月底，萨达特宣布，他除了担任总统外还兼任总理，其目的是为埃及对以色列全面对抗做准备。4月底，萨达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你们美国人总是用计算机来解地理政治论方程式，而计算机也总是让你们犯错误。你们就是忘了将（埃及人的）心理学输入电子计算机。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震惊世界的时刻到了。无论战前、战时和战后，外交将继续进行……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为再次作战而认真地动员起来了——战争现已不可避免……俄国人现在正向我们提供他们可能提供的一切，现在我很满意”。一个一贯表现为并不热衷于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向世界以及各方如此明确地宣布其意向是罕见的。虽然以色列情报人士注意到了萨达特的讲话，但仍用老框框来进行判断，认定埃及人在未建立一支必要的轰炸机攻击力量之前，萨达特是不会将其威胁付诸行动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继续认定，这是萨达特的典型的边缘政策，他绝不会出边。

1973年10月，埃及第3集团军某坦克旅装备的苏制T-62主战坦克（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1973年的埃及坦克部队仍然没有完整的编码识别系统。比如，图中这辆坦克就以惨白色代替了亮石色，但也有一些埃及坦克使用的是更暗的灰色。此外，这辆车的战术编码是431，并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长方形在前。这场战争过后，埃及的T-62在检阅时开始喷涂埃及红/绿国籍识别标志，有时也会出现图中这辆车所示的白色分割线）

然而在整个1973年夏季，在萨达特的将军们和苏联顾问的心目中对发动战争至关重要的几种主要武器，正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来——这其中，尽管不如9P117战术弹道导弹系统那样敏感（也就是所谓的“飞毛腿”弹道导弹），也不如先进的T-62那样令以色列人感到紧张，但以PT-76为代表的一些特种装备却才是将军事行动付诸实践的关键。PT-76是战后世界上唯一批量生产的水陆坦克，尽管装甲较薄（车体正面首上装甲厚度为10mm，倾斜角为80.5度，首下装甲厚度为13mm，倾斜角为45度。车体侧面为垂直面，侧面上部装甲厚13mm，下部装甲厚10mm），火炮威力一般（一门D-56TS76.2毫米坦克炮，以发射化学能破甲弹和榴弹为主），但由于储备浮力系数高达28.1%（而一般的两栖车辆的浮力储备系数为20%～30%），再加上采用了先进的喷水推进系统，因此在水中的适航性相当好。另两种由苏联运来的神秘两栖装备则是苏联生产的BTR-50和捷克生产的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其中后者为前者的改进型号，该车车体为钢装甲焊接结构，同样采用喷水推进装置（为实现车辆水上转向，应关闭内侧的喷水推进器），在车体顶部后前方装有一小型炮塔，安装1挺机枪和1门无后坐力炮。能够装载18名全副武装士兵的载员室在出入门上设有射击孔，顶部有2扇舱。无后坐力炮的装填在车外进行，乘员在车内瞄准射击。此外，还有大批ТММ机械化车辙桥架桥车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埃及。而如此多的两栖装备，足以证明萨达特的讲话不是虚张声势的政治伎俩，而是为了突破运河对岸的“巴列夫”防线实打实的准备行动了（但有意思的是，凭借此前几次战争中的缴获，由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官戈南将军的弟弟——库克·戈南少校指挥的第11装甲旅侦察营，基本上成了一支全苏械部队，上述型号基本上都能在该部的装备序列中看到）。

1973年，以色列国防军第11装甲旅侦察营装备的战利品PT-76水陆坦克（埃及军队早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前，就装备了少量PT-76水陆坦克，这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在1970年的所谓“消耗战”中，以色列军队会利用一些此前缴获的PT-76水陆坦克执行侦察任务。而在1973年10月的全面战争中，由南部军区司令官戈南将军的弟弟库克.戈南少校指挥的第11装甲旅装甲侦察营，利用PT-76进行了相当活跃的敌后活动。）

另一个能够说明埃军准备程度如何细致的例子，则是关于高压水枪的。有许多次渡河演习就在运河被巴拉岛分成两部分（相距约5英里）的地方进行（西部分运河完全流经埃及领土，是训练渡河的理想场地）。以色列沿运河构筑的沙垒使任何企图渡河的装甲车辆都无法通过东岸。这对埃军来说是个大问题。经过高爆炸药试验失败后，埃军工程人员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高压喷射的水把沙堤冲毁。作战计划要求在运河两岸开辟60个通道，埃军工程人员逐步配齐了这套装备，使他们能在5-6个小时内开辟出这些通道。为实施该项工兵作业，建立了80个小分队，在埃及境内构筑了同样的沙堤，这些分队白天开辟通道两次，夜晚两次，每次训练结束后，再把沙堤重新垒好。在进行上述准备期间，挖掘了大量的土方。与此同时，为了隐蔽己方的活动和全面观察到以方的情况，埃军沿运河修筑的沙堤增高了，因而可以看到以军沿运河修筑的所有碉堡、支撑点以及第二道防线后的坦克发射阵地。情况好得不能再好，下一步非采取军事行动不可了。

一辆安装有PT-54扫雷犁的埃及T-54A主战坦克（埃及军方为了能够增大突破巴列夫防线的把握，在战前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其中之一便是为普通装甲部队大量配发PT-54扫雷犁，以减少通过雷区时的损失）

埃及人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制定的；而在以色列，经常公开讨论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已成司空见惯。埃及人满意地看到：以色列人过于自信，深信他们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技术和文化上有着日益增大的差距，深信阿拉伯领导人没有魄力做出进攻的决定，更不用提阿拉伯世界内部缺乏团结了。在这年夏季作战准备的数月间，阿拉伯人千方百计地使以色列人深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而阿拉伯联盟参谋部（包括埃及、叙利亚、约旦）在萨达特的军事助手伊斯梅尔将军的领导下，自1973年初便一直在制定作战计划。在考虑各种气候情况及其他各种因素后，确定了进攻发起日期，并对以色列的内部情况、国际形势以及这些形势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周密的检查。最后决定，最适宜的时机是1973年9月或10月。1973年10月3日，他与负责协调埃、叙两军行动的巴哈丁·诺法勒将军一道访问了大马士革，在那里他们会晤了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将军和他的总参谋部人员，制定了进攻的最后细节。中午，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接见了伊斯梅尔，并确定进攻发起时刻在10月6日下午2时05分。10月6日，一个月明的夜晚，这时苏伊士运河的潮水最适合于作战，同时这一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被埃叙双方认为以色列军队的反应将降至最低。事实证明，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押对了，而以色列人则大错特错（以色列人猜想，阿拉伯士兵不会在斋月禁食期间发动军事行动，而事实上埃及的计划制定者们成功地欺骗了以色列国防军和西方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四个月来，埃及部队不断向运河前移。但是，甚至当进攻日期临近时，他们仍然极为小心谨慎，以防以色列人觉察到将有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件发生。渡河器材都收藏起来了，尽量到战斗迫近时再拿出来；而且专门制作了装放器材的大木箱，把它放在不起眼的场所；靠运河附近挖掘了深壕沟，以供装载器材的卡车夜间行驶；甚至部队调动也安排得使以色列人确信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演习。比如，一个旅在白天进入运河前线，把渡河器材送到运河边，到晚上，该旅只派一个营灯火通明地从运河返回后方，使以方产生的印象是整个旅已完成训练从运河撤回）。

1973年10月6日，在位于巴列夫防线最北端的“德若拉”据点，一辆刚刚补充完弹药的以色列国防军“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在遭遇战中被埃及步兵发射的一枚AT-3“赛格”反坦克导弹轰成了火球

以色列的基本思想是用较少的现役部队守住防线，依靠大规模的空军支援进行防御战，以赢得时间动员预备队，沿防线构筑的支撑点防御工事，则依靠机动的装甲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阵地构筑坚固，能抵挡住大规模的进攻。但埃及人首先在苏伊士运河发起的攻击形态，却多少有些出乎以色列职业军人们的意料。埃及军队（世界上最庞大的现役军队之一）总兵力约为80万人，共有2,200辆坦克、2,300门火炮、150个防空导弹连和550架作战飞机。部署在运河一线的是5个步兵师和若干独立步兵旅和装甲旅，并有3个机械化师和2个装甲师作为其后盾。每个步兵师的3个旅各编有1个坦克营，每个步兵师有120辆坦克。3个机械化师各由2个机械化旅和1个装甲旅编成，每个师共有160辆坦克，2个装甲师各由2个装甲旅和1个机械化旅编成，每个师共有约250辆坦克。此外，还有一些独立坦克旅、2个伞兵旅、约28个突击营和2个陆战旅。第2集团军负责运河北半部；第3集团军负责南半部。第2集团军战线从塞得港至坎塔腊和费丹桥一线由第18步兵师防守，从费丹桥至提姆萨湖以北由第2步兵师防守，从提姆萨湖至大苦湖北端的德维斯瓦由第16步兵师防守。大苦湖的中心线是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第3集团军下属的第7步兵师负责大苦湖至苏伊士运河最南端的一半地段，第19步兵师负责由北向南的地段，包括苏伊士城。为了渡河，每个突击步兵师都得到了从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中抽调的一个装甲旅的加强。

1973年10月六日战争开始前，由埃及第3集团军侦察部队近距离拍到的3辆以军“马加奇”主战坦克（在战前的分工中，埃及第3集团军主要负责攻击大苦湖到苏伊士运河间的以军防线，主要突破口则选在了米塔拉山口）

开战之初，一辆被埃及第3集团军缴获的以色列国防军“马加奇”主战坦克

而在西奈，面对这支沿苏伊士运河110英里长的战线展开的庞大部队，以色列仅有在间隔7-8英里的一系列支撑点内的436名士兵，整个运河前线实际上仅有3辆坦克。下午2时，7个以色列炮兵连在前线展开，而其余部队（总共约有70门火炮）随后展开，至于在计划防守前线的以色列坦克中，则有270辆在这一时刻在西奈前沿靠近支撑点的位置。差不多在以色列部队开始展开的同时，埃及军队开始出动了200架飞机对以色列一方进行了空袭，袭击西奈的3个机场，打击以色列的“霍克”地对空导弹连，轰炸以色列的3个指挥所、雷达站、中型火炮阵地、行政管理中心和以色列在福阿德港东面沙堤上的称为布达佩斯的支撑点。2,000门火炮则（野炮，中、重型火炮，中、重型迫击炮）沿整个前线同时开火。一个“蛙”式地对地导弹旅发射了导弹。坦克向修在沙提上的坦克掩体开去，压低炮身向以军各支撑点进行抵近射击，共向以军支撑点发射了3,000多吨炮弹，把苏伊士运河整个东岸变成恐怖的地狱达53分钟之久。随后埃及第130特种两栖机械化旅的突击队一边口中呐喊“真主万岁”，一边在PT-76水陆坦克的掩护下，搭载OT-62两栖装甲车强渡运河。在使用高压水枪将以色列的沙墙防线冲开了若干个缺口后，几架机械化桥开始将埃及装甲部队的大约150辆坦克和大约同样数量的装甲输送车送入了对岸……

这是在巴列夫防线突破战斗中，埃及军队的一辆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在埃及军队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中，在PT-76水陆坦克的配合下，利用大批BTR-50P和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执行两栖突击任务。图中这辆刚刚输送完补给品的OT-62安装有一门82mm无后座力炮，然而实战证明，这种武器并不适合OT-62）

而此时，以色列方面除了巴列夫防线上的一个营以外，整个西奈只有阿尔伯特·曼德勒少将的一个常备军的师驻守。以军在遭到突然进攻后，以军缺乏步兵的结构性缺点开始暴露。以军从六日战争后，“坦克制胜”思想占据主导，陆军中步兵大量削减，只有伞兵旅和“戈兰尼”步兵旅还得到保留，其余只保留配属坦克的少量步兵。但是在复杂地形和面对配备强大反坦克火力的敌步兵时，己方步兵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在防御作战中，步兵更是重要。以军缺乏步兵的窘境在这个时候毕现，坦克无法填补防线上的空隙，对水银泻地式攻过来的埃军步兵疲于应付，面对隐蔽良好、严阵以待的埃军步兵反坦克分队，以军坦克更是一筹莫展。以军作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是空中优势，首先夺取绝对制空权，然后用空中优势压制地面敌军。但是斋月里战争的爆发使以色列被打了一个冷不防，最后一秒钟的空军先发制人也被否决了，所以把敌机消灭在地上的设想是泡汤了（10月6日早上，在获得确切情报之后，副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强烈要求由空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被达扬和梅厄否决了，理由是以色列将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以色列打第一枪的话，美国援助将困难得多。美国也得到了埃叙可能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但要求以色列不得打第一枪，以避免美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在以色列内阁决定不作先发制人的攻击后，基辛格的密电也到了：“别打第一枪”）。以色列空军的退一步计划是消灭运河沿岸的防空导弹基地，打开空中通道，但这个设想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惨败，在开战50小时内就损失了44架作战飞机。美国空军在越战后期也遇到了防空导弹的问题，靠电子干扰和野鼬鼠攻击，勉强压住了北越的防空导弹。以色列空军照猫画虎，但面对的已经不是萨姆-2一级的老式防空导弹，而是萨姆-6这样的机动防空导弹，在性能上远远超过萨姆-2，难以干扰。萨姆-7这样的肩射防空导弹在使用上极其灵活，防不胜防。更可恶的是新型ZSU-23雷达控制的四管23mm自行高炮，基本连超低空盲区都不再存在。以色列空军在一头撞上铁板之后，被迫收缩行动，不再强攻。但这样一来，前沿孤立被围的哨所和零散部队就更得不到急需的火力支援，陷入绝境。6个小时内，埃军渡过了8万人，在170公里长的战线上，形成了80多个突破点。24小时内，另外4个师渡河成功，还有近500辆埃军坦克渡过了苏伊士运河，面对以军守备部队的200多辆老式坦克，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结果，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中几乎巴列夫防线上的所有堡垒都被击破（在最后关头，巴列夫防线上的以军官兵被命令分散突围，但只有很少人突围出来，大部分阵亡或者被俘，伤亡超过1200人）。

这是战争临近结束时，被以色列装甲部队缴获的一辆埃及2K12防空导弹系统（SA-6）2P25发射车（这辆战术编号212的2P25发射车采用了埃及陆军标准的绿钯和沙黄色迷彩涂装，并装有3枚白色待发弹。但事实上，2P25发射车只是整个2K12防空导弹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争初期和中期，2K12防空导弹系统（SA-6）对以色列空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这是一辆被以色列军队缴获的埃及2K12防空导弹系统（SA-6）1S91制导/跟踪雷达指挥控制车（每辆1S91可以控制4辆2P25发射车。以色列空军在吃了这种防空导弹系统的大亏后，通过研究缴获的战利品，分析了该导弹的雷达制导频率，得以对其实施了有效的反制，这使其作战效能在战争后期减弱不少）

遭到巴列夫防线以军守备部队顽强抵抗的埃及第3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中的一个师长后来叙述突破经过时说，在最初的进攻中，他的人员损失了10%，而他原来估计要损失30%。他还讲述了一辆以军坦克单独击退进攻部队的故事，这辆坦克战斗了半个多小时，使他的士兵在试图击毁它时遭到了惨重伤亡。这位埃及将军说，他们最终战胜这辆坦克后，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坦克所有乘员除一人外都已阵亡，而这名负伤的士兵仍继续战斗。他描述了这个单独作战的士兵给他和他的官兵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名士兵告诉他们，他出生在德国。当他被放到担架上抬向一辆在等候的救护车时，他向这位埃及将军敬了个礼。

当然，按照预案，隶属于以色列南部军区的西奈战区指挥部在遭到埃及进攻的第一时间，就命令离前线最近的第162装甲师实施反冲击。10月7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第162装甲师（坦克170辆），于8日从运河东北线由北向南实施反击，企图消灭运河东岸埃及第2集团军的部队。8日上午9时，该师第600装甲旅在坎塔拉与埃军步兵第18师展开战斗，损失不大（该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在六日战争中任营长，参战20多次，负过重伤。一条腿是假肢，上下坦克要人扶，他生性好战，狂妄自大，军中称其为“人狮”）。当日中午，第460装甲旅（从第252装甲师转隶而来的残部）在向费尔丹方向的埃军步兵第2师反击时失利，损失坦克12辆；下午2时，第600装甲旅旅长将1个营留在坎塔拉作战，亲自带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以40千米的时速直趋南下，疾进至费尔丹正面，与第460装甲旅残部协同行动，组织再次反击。由于以军装甲部队末按军区司令计划绕到埃军桥头阵地的北翼，结果，发起冲击时，不是由北向南卷击，而是由东向西正面进攻。第600装甲旅所属不足两个营的纯坦克分队冲击时，正好钻进了埃军第2步兵师预设的伏击陷阱。

这是一辆在1973年10月6日，被埃及第3集团军部队击毁的以色列国防军M113装甲人员输送车（尽管从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M3系列都是以色列国防军最普遍使用的半履带式装甲人员输送车，但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前，以色列还是从美国设法买到了200辆M113装甲人员输送车。此后，又陆陆续续有少量M113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到1973年10月6日前，总计共有448辆M113和M577装甲指挥车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图中的这辆M113装有外挂式行李架）

在大苦湖附近的一个桥头堡，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的百人队长主战坦克正在向火线机动，准备拦截已经突入进来的埃及T-62主战坦克

在战争初期，特别是西奈半岛的战斗中，对以色列装甲部队造成威胁最大的不是埃及坦克，而是被埃及步兵大量使用的苏制9M14M反坦克导弹系统（即AT-3“赛格”反坦克导弹）（据苏联方面统计共有800辆以军坦克被这种武器击毁，但这个数字显然被夸大了，不过，AT-3是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坦克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由人工手动控制的粗糙制导武器，按当时的标准是非常适于步兵携带的。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军队担任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7反导克火箭弹（Rocketpropelledgrenades）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在最初的攻击中，埃及人只能将大量的步兵和少量的两栖机械化部队送过运河。但是由于步兵易于遭到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攻击（他们知道，在情况紧急时，以军装甲部队会开到运河边来），因此他们的对策是大大超过前线部队现行编制的数量，大量增加反坦克武器。这些武器包括连一级的RPG-7型火箭筒，营一级的B10和B11型无坐力炮和旅一级的AT-3“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同时，在埃及那一边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队能够轻易地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反坦克导弹非常便于机动，并且很易进行隐蔽。由于一般没有炮口焰和冲击波，因此，大多数反坦克导弹，在其整个发射和飞行过程中，均难以用肉眼看见。坦克无法知道反坦克导弹是否正在对它进行射击，即使能够发现正在对它进行射击，也无法探知反坦克导弹发射架的准确位置）。结果，当以色列国防军第600装甲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带着旅前进指挥所和第190装甲营在费尔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向前疾进时，突然发现在离运河800码处，被数千名埃军步兵包围。有18辆坦克在苏制反坦克导弹编制的火网中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阿萨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当了俘虏（至于率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实施反击作战，有恃无恐的巴拉姆上校，虽然丝毫没有遭敌伏击的心理准备，以致陷入困境，但在见势不妙后，幸运地地死里逃生）。埃及宣传工具对此大肆宣扬。埃及人由于抓住了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军官而欣喜若狂，他们把雅果里营说成是一个旅，而把雅果里说成是旅长。

战后，埃及第2步兵师师长赫佐格少将，曾经如此绘声绘色地描绘过以色列第190装甲营的覆灭：“……当他们距苏伊士运河800码远时，一阵密集的反坦克火力袭来，随着烟幕的升起，巴拉姆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们必须撤走。在他们的进攻部队中，只有4辆坦克（包括他乘坐的1辆）能撤离恐怖的战场。当他们开始撤退时，布伦（即第162装甲师师长阿丹）通过无线电通信网责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撤？’巴拉姆回答：‘如果你再问下去，几分钟后就没人回答你了。’一个步兵师，凭借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在几分钟内能够全歼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装甲营，这听起来似乎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确是事实。但从一定程度上说，埃及军队使用导弹的战术，正好同西方相反，他们常常是用3或4发导弹进行齐射，显然，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数量充足的导弹，另一方面则也是为了弥补射手训练的不足。为了能够确保命中，他们采用了浪费惊人的“连珠炮”战术。即使是这样，导弹也常常脱靶，有几份以色列的报告说，在战场上开动的以色列坦克，曾经被“赛格”导弹所落下来的—串串长长的控制导线所覆盖（可以肯定，看到如此浪费的场面，那些苏联“顾问”们必然会气得心脏病发作）。而与第600装甲旅的惨重损失相对照的是，此时在整个西奈半岛，战前以军部署在这里的4个装甲旅290辆坦克，已经只剩下不到1/3了。不过，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埃及进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达到了最精确的程度。总的设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横渡运河和巩固阵地，以对付以色列的反击；第二阶段是占领米特拉山隘和吉迪山隘。但是今天看来很清楚，尽管第一阶段的计划很周全，第二阶段计划却很笼统。这有助于证实，埃及人的目标仅仅是要在运河东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以打破政治僵局，并使下一阶段取得政治解决）。

这是一张堪称经典的照片，展现了戈兰高地战场初期惨烈的一幕——-1973年10月8日，叙利亚第3装甲师在代号为“山谷之殇”的攻势中开始冲击。照片顶部是一架叙利亚装甲部队穿越以色列反坦克壕时使用的MTU-20坦克机械化桥，不过这架机械化桥此时已经被以色列坦克击毁然后掉到了反坦克壕中（叙利亚人随后用装甲推土机将整条反坦克壕推平）。而在照片的右下角，我们还可以看到散落着一些在战斗中被摧毁的T-62、T-55以及BTR-152的残骸

然而，与南线暂时的平静相比，北线的戈兰高地却正在经历一场装甲对装甲，火炮对火炮的坦克拼刺刀，残酷程度使这里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坦克炼狱。在以色列总参谋部的战略决策中，一直把戈兰高地置于优先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这一地区和西奈不一样，既没有任何纵深，也不存在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天然反坦克壕”，在光秃秃的火山熔岩上，双方的坦克只能面对面的对射，而一旦被敌人形成突破，叙利亚坦克将能够长驱直入以色列腹地（而在西奈半岛的作战即便失利，也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戈兰高地西部与加利利湖（太巴列湖）上游的约旦河谷相连，南部与雅穆克河谷接壤，东部与拉克德河交界，北部与赫尔蒙山脉相通，其总面积为480平方英里。戈兰高地从南向北逐渐隆起，由600英尺上升到3,000英尺，它陡峻的悬崖俯瞰着西部和南部的约旦河谷。戈兰高地地形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火山活动所造成的岩浆不断从裂缝和火山口流出，使高地上覆盖着一层连绵不断的玄武岩。火山锥则形似许多巨大的蚁冢耸立在熔岩覆盖的高原上。叙以前线由一块长与宽都约在0.5-1英里之间的无人区隔开。在平坦的黑色玄武岩高原上，火山星罗棋布，如阿维特尔山（3,970英尺），赫尔蒙山（3,996英尺）和特勒法里斯山（3,989英尺），这些山是以色列沿“紫色线”建立的整个防御的组成部分。以色列和叙利亚军队在这种地形上直接对峙了6年。由于近在咫尺，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天然障碍物能迟滞入侵军队的推进，而这正是奉行苏军条令的叙利亚军队所希望的态势，他们正打算在这里发起一次进攻。

1973年10月，戈兰高地前线，叙利亚装甲部队装备的T-55主战坦克（在1973年战争期间，叙利亚坦克采用了新的迷彩涂装方案，即以部分土黄色和中度灰绿色相间的迷彩，取代了这些车辆以前的苏联绿。不过，灰色常常无法在照片上很好地表现出来。而作为延续苏联的习惯，叙利亚坦克通常有一个3位阿拉伯数字的战术编号喷涂在炮塔边。但与他们的苏联老师相比，叙利亚坦克的识别标志似乎要更为丰富一些。）

以色列的基本思想是用较少的现役部队守住防线，依靠大规模的空军支援进行防御战，以赢得时间动员预备队，沿防线构筑的支撑点防御工事，则依靠机动的装甲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阵地构筑坚固，能抵挡住大规模的进攻。赫尔蒙山南麓有17个这样的支撑点，平均每个有15名士兵把守。这些支撑点有雷场和铁丝网等障碍物的良好保护，并与本身步兵支援武器一起组成环形防御阵地。每个支撑点后方均部署有一个坦克排。整个防御体系的设计是为了对付大量火炮和坦克的火力袭击，并在敌进攻时起到警报和迟滞敌人的作用。这条防线平时只由一个旅守备。不过，以色列的整个防御体系是依据有情报预警这一设想建立起来的，以便能有时间及时动员后备力量和使驻守戈兰高地的部队有能力迎击任何进攻。但这就造成多年来阿、以军之间的兵力成2.5-3：1，阿拉伯人占优势——以色列统帅部认为靠这个比例可以过得去。而叙利亚的防御体系则是按照这样一种方针构筑起来的：他们的部队在任何时候都不需经大量调动，即可展开实施进攻，因此给人的预警时间确实不多（叙利亚的空军不同于埃及的空军，它在六天战争后，没有被迫转移任何空军基地。因此，一旦叙利亚进行空袭，以色列应有的预警时间仍然未变，对平民人口的潜在危险也毫无变化）。

尽管在1973年10月5日以色列总参谋部宣布，以色列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后，驻守戈兰高地的部队兵力又有所增强：以军在戈兰高地的坦克增至177辆，炮兵连则增至10个；北部军区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了戈兰高地；全部后备役部队都接到动员的预令；所有负责进行正规动员的参谋人员都规定留在营地，以准备进行动员工作；正在休假的重要人员都全部返回部队。此时，戈兰高地防务的整体上由一个守备旅负责，前线配置两个步兵营，能够得到四个炮兵营的支援，并有北边的第7装甲旅和南边的第188装甲旅为其后盾，这两个装甲旅各有一个坦克营配置在前方，另一个营在后方进行训练。然而，与叙利亚准备用于进攻的兵力相比，即便是进行了增兵，戈兰高地以色列守军在兵力对比上实际上仍要低于2.5-3：1的比例——此时，叙利亚在前线的坦克已增至900多辆，炮兵连已达140个，并且130mm和152mm火炮的炮兵群已部署到了前线阵地的前沿。

1973年，戈兰高地，以色列第7装甲旅，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中不多的几个常备装甲旅，第7装甲旅装备的百人队长MK5主战坦克，实际上是经以色列自行改装后的加强版——-主要特点是不可靠的流星汽油机被美制M48坦克的柴油动机机组取代，并更换了部分观瞄设备，战斗力比原型有一定的提高，因此被称作“百人队长-肖特”。但有意思的是，在1973年战争期间，以色列坦克部队还保留了很多1967年战争时所用的识别标志。）

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时，M50还是M51在综合性能上完全不如阿拉伯国家大量装备的苏制T-54/55，更不用说令人畏惧的T-62。然而，性能上的劣势，并不意味着这些“超谢尔曼”就无法发挥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尽管有一部分M50“超谢尔曼”（约100辆）被作为机动装甲碉堡，用于加强巴列夫防线与戈兰高地紫色线的各火力支撑点，但大部分车况良好的M50/M51“超谢尔曼”却被集中在第19、20装甲旅的车库中，经短时间动员后即可拉上前线

简单来说，从装甲力量的对比上，以色列国防军（IDF）以2个主力装甲旅（即第7装甲旅和第188装甲旅，两个旅合计共有160-180辆“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以及少量作为固定火力点的M50/M51超谢尔曼）和11个炮兵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3个机械化师2个装甲师与188个炮兵连的入侵。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军队有三个机械化步兵师在前线展开，每个师由两个步兵旅、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编成。第7师的第68、35步兵旅部署在库奈特拉以北的北部地段；第9师第52、33步兵旅部署在特勒哈拉到库奈特拉的中部地段；第5师的第112和第61步兵旅部署在拉菲德到雅穆克一线。每个步兵旅都编有一个有30辆坦克的营，而每个机械化旅则编有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装甲步兵营。部署在前线的这三个师共有540辆坦克；部署在他们后面的两个装甲师则共有460辆坦克。共和国近卫队（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的任务是保卫大马士革政权，它装备有最现代化的T-62型苏制坦克。此外，在前线还部署有两个二线坦克旅约200辆充当固定火力点的老式坦克（主要以苏制T-34/85、SU-100坦克歼击车、德制pzkpfwIV号中型坦克等型号为主，但这些坦克中的大多数仍可以开出掩体实施机动），从而使直接参战的坦克达到1,500辆左右（叙利亚人与埃及人一样，深知以色列作战部队的素质。他们很快地得出结论，这种素质只能用数量来取胜。因此，在六天战争后的六年里，苏联提供给叙陆军的坦克总数约达两千辆，叙军的装甲兵因而增加了5倍）。这就是戈兰高地的战斗开始时，以叙双方的总体态势。

一辆装备了PT-54扫雷犁的叙利亚装甲部队T-55坦克（同他们的埃及战友一样，为了突破以色列防线，叙利亚装甲部队对于机械化工兵装备也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这是一辆在戈兰高地战场上被以军击毁的叙利亚BTR-60装甲人员输送车

戈兰高地好比是诺曼底，以军登上了这个诺曼底，就可以居高临下，而面向叙利亚方向一马平川的地形使大马士革无险可守，但这也使叙军坦克容易从叙利亚一侧向戈兰高地进攻。相反，要是叙利亚控制戈兰高地，坦克在十几分钟内就可以冲进加利利，通向海法和特拉维夫的大路也同样无险可守，而以军向上仰攻将十分吃力。无论是叙利亚人还是以色列人都很清楚这种生死一线间的战场形势。而就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态势下，叙利亚的800辆坦克首先在南线与第188装甲旅的80辆坦克展开了面对面的坦克肉搏战。叙利亚的T-55坦克装备主动红外探照灯，具有以军坦克所缺乏的夜战能力，而以军没有足够的夜战光学器材，只能靠坦克的响声和照亮战区的炮火来判断叙军的位置，并以此来与叙军作战，至于更先进的T-62坦克更是将以军的“百人队长”坦克稳压一头。叙军坦克不要命地向戈兰高地冲击，简直就是钢铁的人海战术，很快在南线打开缺口，第188装甲旅旅长本·肖哈姆上校在混战中阵亡，精锐的第188装甲旅在恶战中基本被打光，最终只剩下了7辆坦克〔尽管叙利亚人在坦克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第188装甲旅最初几小时的情况是令人振奋的，许多报告都说“就像在射击场上打靶一样”，逐辆击毁叙军坦克。但是到6日下午4时光景，情况开始变得严重了。在库德奈地区，一支约拥有100辆坦克的叙军从南面成功地绕过了A6号支撑点。188旅没有预备队，所有部队都投入了战斗。旅长本·肖哈姆开始要求北线的第7装甲旅调拨给他第2营作为增援部队。各处的压力都在增大，由于在最初的激战中枪炮手们浪费了弹药，弹药也开始告紧。不久旅长本·肖哈姆对局势进行了总结，此时他的旅已大部被打光，只剩下在塔普林路作战的小部队（正在阻击一支显然是叙军主力的部队）和被分割而孤立在特勒法里斯的奥迪德的部队了，总兵力不到两个排15辆坦克。随着夜晚降临，旅前进指挥所在旅长本·肖哈姆上校的指挥下，乘一辆半履带车（半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和一辆坦克撤离了纳菲克。旅长决定将前进指挥所移至朱哈德尔，在那里他才能控制战斗，并将后方送来的预备队组织起来重新投入战场，然而，当天这位旅指挥官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坦克遭遇战后，被一辆已经被击毁的叙利亚坦克中的机枪手击中，当场牺牲〕。

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开始进攻戈兰高地大约几小时后，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第7装甲旅后备装甲营的“百人队长”主战坦克开始开往前线（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辆未经过任何改装的老式“百人队长”MK3）

这是1973年10月7日的戈兰高地战场上，一辆在残酷的坦克战中被彻底击毁的以色列国防军第188装甲旅“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戈兰高地“紫色线”第107支撑点附近）

作为步兵战车的开山鼻祖，BMP-1的首次战斗发生在1973年10月8日的戈兰高地战场，这是一辆被击毁的叙利亚BMP-1（叙利亚装甲部队起初并不欣赏BMP-1，认为作为一种装甲人员输送车它过于昂贵，而火力又相对坦克来说过于单薄，不过战争中的经验很快改变了这种看法）

这是一辆被叙利亚人遗弃在戈兰高地战场某处的PT-76水陆坦克

在第188装甲旅基本全军覆没的当天夜里，戈兰高地南线实际上被叙利亚人多路突破了（不过，188旅指挥部军官达夫中校加强了在阿莱卡营地附近的公路两旁配置了约20辆被损坏的坦克（这是它们后撤时被他收拢来的），作为叙利亚军队和约旦河之间的最后一道装甲屏障，勉强阻止了叙利亚坦克进入加利利）。叙利亚第5步兵师的第46坦克旅突入了拉菲德地区。该师第132旅利用这一突破口，沿着与拉卡德悬崖平行的拉菲德-阿勒公路成扇形展开。10月7日星期日拂晓，第5师的部队到达拉马特马格西米姆，与第132机械化旅会合。当叙利亚统帅部认为显然胜利在望时，叙军第47坦克旅与拉菲德-阿勒公路平行地向北推进。在黎明的晨曦中，叙利亚人惊愕地俯瞰着令人激动的加利利湖。在那水波粼粼的湖水对面，他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大城镇——太巴列，他们兴高采烈。这里，他们正在追击败敌，胜利几乎是垂手可得的了。此时，对以色列人来说情况令人绝望：戈兰高地南部防区全部敞开。而在高地北线，叙军突击队在赫蒙山顶机降，夺取了这个战略要地。在这一段死守的以军第7装甲旅在增援全部向南线集中、填补战线缺口的情况下，苦苦独力死守，岌岌可危。战斗打得一片混乱，这是连营长们决定战争命运的时刻，高级军官们只能勉强控制战场。以军一个排要对付叙军一个整营，有时甚至是一个旅，叙军全然凭其数量上的优势，不断突入前沿的突破口。

1973年10月8日，在第188装甲旅基本被打光之后，接替的第79后备装甲旅的一个排正在准备赶往战场（这个百人队长坦克排，还拥有一辆M113装甲人员输送车）

1973年10月8日，戈兰高地，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第7装甲旅的“百人队长-肖特”正在向火线实施机动（一般来讲，大部分“百人队长”或是改装过的“百人队长-肖特”被部署于戈兰高地，而更先进些的M60“巴顿”或是“马加奇”则更多地被派往西奈半岛）

戈兰高地战场上，叙利亚装甲部队最强有力的坦克同样是T-62。这辆1972年生产的T-62坦克战术编号为532，它被一颗地雷击毁了第二个负重轮而遭遗弃，随后以色列的军械维修人员将这辆坦克找到后设法回收，并在修复后纳入了自己的战斗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服役后，这辆坦克仍然装有一挺12.7mmDShK高射机枪）

1973年10月8日，戈兰高地，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的M50155mm自行榴弹炮正在开进，为已方装甲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它的后面是一辆“百人队长-肖特”

不过，第7装甲旅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出色的队伍之一。该旅创建于1948年拉特伦战役，它曾在打开通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拼死战斗中，与阿拉伯军团进行过较量。后来，在刚刚成形的以色列军队肃清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的战斗中，这个旅又打过许多胜仗。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中，第7旅在尤利·本·阿里上校的指挥下，突破了阿布奥格拉对面的埃及中部地段的防线，横扫西奈，直抵苏伊士运河；在1967年战争中，该旅在施穆耶·戈南上校的指挥下，一举攻占拉菲亚的埃及防线，在通往阿里什的道路上的吉拉迪打了个大仗，并再次横扫西奈直抵苏伊士运河。同第188装甲旅一样，第7装甲旅是以色列装甲部队的精华所在。1973年10月6日晚10点，第7旅首次与敌接触，敌人试图从“布斯特尔”高地和赫尔蒙尼特山之间第5营防守的旅中央地段进行突破，这是敌人一系列突破企图的第一次。全旅展开，坦克乘员们惊奇地注视着叙军坦克红外线灯光形成的成千上万个“猫眼”，在月光下缓慢地向前移动。猛烈的炮兵弹幕射击为叙军的坦克作先导。为了削弱敌人红外线器材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现任旅长阿维多尔上校命令部队等敌人抵近后再开火。在叙军步兵在反坦克壕上架桥的同时，叙军第7师第78坦克旅开始全力进攻。他们的坦克越过反坦克壕，展开成宽大的正面，朝着正在等候的以军第7旅的坦克缓缓运动。当他们到达800码距离时，阿维多尔命令部队开火。

叙军坦克分梯次实施进攻，一辆接一辆的叙军坦克和许多装甲输送车着火爆炸，火光把黑夜照得通明。叙军炮火轰击着以军重兵坚守的地域，激烈的战斗沿前线进行了5个小时。第7旅开始进行最大限度的精确射击，但当第一批叙军坦克被击中后，第二批马上又接上来，继续顽强地向以军阵地推进。因而他们离以军阵地越来越近。以军指挥官们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炮塔外，当叙军炮火集中向这支以军小股部队袭来时，坦克指挥官的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四面受敌的第7旅，这时在360度的半径内作战。此刻要想在战场上进行指挥和识别都已不可能了。每一辆坦克，每一小支部队都在各自为战。以军坦克发现自己混杂在一群叙军坦克之中；叙军坦克在以军阵地上迷失了方向。当叙军拼死战斗以达到突破目的时，双方的火炮都猛轰着这块可怕的战场。这时以军几乎是无意识地靠着本能在战斗，他们只是下意识地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重大。10月7日凌晨3时，在损失了大约350辆坦克后，叙军装甲洪流暂时从北线撤退了。

在一场激战过后，一辆以色列第7装甲旅的“百人队长-肖特”坦克乘员正在吃午饭，享受着这片刻难得的轻松

1973年10月7日星期日早晨，当晨曦降临时，战争的破坏景象便展现在第7旅官兵们疲倦的眼前。在阿维多尔选定的的“诱歼地域”——赫尔蒙尼特山和“布斯特尔”山之间的山谷里到处都是燃烧着的坦克和被击毁的车辆，该地域后被称为“眼泪谷”而蜚声于第7旅和以色列国防军。一些坦克乘员在火焰中奔跑着；脱离坦克底盘的炮塔掉在被砍去“脑袋”的坦克旁；紫色和红色的火舌不断地舔着周围的弹药车和装甲人员输送车，车辆不时地炸成碎片。蘑菇状的白色烟幕笼罩在坦克上空。130辆被击毁丢弃和冒着烟的叙军坦克，以及大量装甲人员输送车，散布在“眼泪谷”中。许多叙军坦克被丢弃在以军阵地后面或阵地上。第7旅第一次意识到他们遭到的是一支多么大的力量的打击。他们阻滞了100多辆坦克的前进。

这是一辆被炮塔右侧被击中后，全车焚毁的以色列国防军“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在该车残骸后面，隐约可见另一辆被击毁的叙利亚BTR-60以及另一辆百人队长，战斗的残酷可见一斑）

1973年10月7日，“眼泪谷”布斯特大桥附近，一辆被一枚AT-3反坦克导弹击毁的百人队长坦克

一辆以色列的M60A1“巴顿”主战坦克，正驶过一辆被埃及军队丢弃的，以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泰脱拉V3S重型卡车为底盘的M51130mm多管火箭炮（1970年美国宣布向以色列军售250辆M60A1主战坦克，但直到1973年10月还有100辆没有到货。由于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损失惨重，美国不惜直接抽调现役装备，将一些M60A1直接通过空运送到了以色列人手中）

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第7装甲旅的“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正在穿越戈兰高地上的一处战前训练场赶赴火线（有趣的是，战前的警告牌上就写着“危险：这一地区处于敌火范围”），该车前面能够看到2辆在此前的战斗中被击毁的叙利亚T-55主战坦克，其中较近的一辆显然是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

一辆由M3半履带车改装的修理车，正在戈兰高地战场对一辆预备役部队的原版“百人队长”进行发动机更换

一辆由M3半履带车改装的修理车，正在戈兰高地战场对一辆预备役部队的原版“百人队长”进行发动机更换

然而，战争从来就是一个整体，某一战场局部的暂时态势有时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就在巴列夫防线被突破和沙龙、阿丹两个预备役装甲师集结完毕之前，西奈以军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空白。而在戈兰高地上，虽然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苦苦支撑，但第7和第188两个常备装甲旅残部（在修复战损车辆和该旅不断赶来的预备队的支撑下，由旅指挥所副参谋长达夫中校指挥，该旅在10月8日又恢复了部分战斗力）也是摇摇欲坠，叙军坦克开进海法和特拉维夫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初期的攻势使以色列军遭受大量战损，以色列急需补给军火武器，否则战局将面临崩溃。除开装备的受损以及需要补充的零件以外，以色列全国弹药储备量也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层次。以色列历经多次战争，对于需要的弹药储存量有很好的经验，可是这一次的战斗的消耗量远远高于过去的任何一场战斗，而且以色列使用的多种火炮弹药在当时尚未具备生产能力，导致弹药的供应会面临断炊的危机。以色列全国的105mm坦克炮弹药储存量一度下降到只能够维持48小时。这种超过预期的消耗量所衍生的心理压力和恐慌，甚至促使久经沙场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突然惊慌失措，叫嚷“第三圣殿即将倒塌”（所罗门王建立的犹太教第一圣殿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入侵时被捣毁，摩西十诫因此失散；巴比伦之囚之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修建了第二圣殿，耶稣就是在这里宣教的，但是在犹太人大起义后，被罗马人所毁，犹太人也被赶出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建国，被称为犹太人的第三圣殿），建议以军在西奈和戈兰高地同时后撤，建立第二道防线，但被其副手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顶住，坚持要就地死守。这也是传说中以色列几乎动用核武器的时刻，但从来也没法证实。

1973年10月8日，戈兰高地战场，以色列伞兵正在检查一辆被击毁的叙利亚苏制9P133反坦克导弹发射车（9P133实际上是BRDM-2装甲侦察车的反坦克导弹版，由BRDM-2与9M14M反坦克导弹组合而成。图中这辆在被击毁前，火控系统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发射）

这是一辆在戈兰高地战场，被以军俘获后纳入自己战斗序列的叙利亚苏制9P133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不过，这也是这场战争的拐点了。由于以色列遭到突然进攻，美国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大增，立刻允诺空运军火（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杯葛，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持军需品）。甚至在国内开始加速M60A1主战坦克的生产，以满足以色列方面的需要（作为美国和以色列装甲部队中最先进的主战坦克，M60A1自1962年投产以来，生产速率一直很低，以色列在战前也仅仅装备了不到210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教练车，分散在大约7个后备装甲营中）。尽管空运的军火要到后来才能补足以色列的损失，但美国的允诺使以色列可以不必顾忌长期作战的弹药和装备的损耗（在从美军现役部队仓库中抽调出一批坦克、战机和弹药的同时，尼克松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于是满载的大量C-141和C-5运输机从10月11号开始飞往以色列，到达以色列的军火很快被卸载并直接送往前线，有些弹药在发射出去的时候，甚至还是冰冷的。除了补充以色列消耗的装备与弹药以外，美国还提供以色列一些新装备：小牛空对地导弹、百舌鸟反辐射弹，其中百舌鸟飞弹的使用被埃及指责有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直接介入战争。事实上，阿拉伯人的指责也差不多接近真相了，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鬼怪式战斗机，但马上制造当然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战斗机都是在涂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空军的标志后，由美军飞行员直接飞往以色列，并马上投入战场）。

这是另一张M48 AVLB装甲架桥车及其简易桥的照片（桥的一端是一个垫子，以便在低处地势架桥时，可以利用液压系统将桥展开）

1973年10月7日，一辆正在驶过一处补给点的以色列国防军某后备装甲营“马加奇”主战坦克

到了1973年10月8日凌晨过后，在预备役装甲军官拉纳少将的努力下，一个仓促编成的装甲师开始重新控制了整个戈兰高地防区的局势——-此时，这个装甲师由正在重建的188装甲旅残部，兰恩中校指挥的第17后备装甲旅，第14和第19后备装甲旅以及第20后备装甲旅的两个营构成，另外第7装甲旅也在第79后备装甲旅的支援下，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拉纳在刚到达前线时，就发现战斗极为艰苦：大部分部队的军官非死即伤，他感到部队士气低落。他的亲临前线和他对部队的讲话明显地扭转了局势。他注视着一位年轻的军械中尉，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军官，他让这位军官担负起牵制叙军的指挥任务，并作了如何去做的明确指示。他协助他组织前沿残余部队进行全面防御；把伤员们集中在无法开动的坦克里。随后，由于战况濒临崩溃，在拉纳的命令下每个单位的后备部队到达后，都以连排为单位未经编组即匆忙开往前线（第19后备装甲旅旅长报到后，拉纳命令他不管现在手头有多少部队，立即开往阿勒，并在阿勒公路的隘口占领阵地。188装甲旅的三个后备连到达后，拉纳也同样命令它向阿勒公路前进）。不过，涓涓细流，终成大海。到了1973年10月9日傍晚，拉纳少将手中逐渐汇集起大约360辆各型坦克，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没有经过改装，仍然使用汽油机的百人队长MK3/5，但其中也包括110辆最先进的M60A1——一方面，这种最新型巴顿坦克不但拥有完善的火控系统，而且夜间观瞄设备比苏制坦克更为先进（比如炮长拥有的M32瞄准镜就属于主动红外潜望式瞄准镜，视场8°，其单倍系统用于广角近景观察，8倍系统用于瞄准远方目标，有昼用光通道和主动红外夜视光通道，夜视距离是1000m，红外光源氙灯固定在火炮防盾上，红外/白光两用；而车长使用的M36E1瞄准镜则更为先进，属于微光潜望式瞄准镜，采用了采用了25mm的第二代像增加器，夜视放大倍率为7.1×，视场为7.2°），另一方面这种坦克的平均故障间隔30h（960km），是第7和第188装甲旅装备的英制“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的2倍多，状况良好。于是一场矛头锋利的反击开始了。

一辆预备役部队的“百人队长”正在赶往戈兰高地前线（作为一种实用的配置，在车长指挥塔位置上，装有一挺M2 12.7mm重机枪）

1973年10月10日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一辆以色列“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正在护卫着一个车队驶过一辆被击毁的叙军BRDM-2装甲侦察车

1973年10月10日，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的M48 AVLB装甲架桥车正在架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以色列国防军在戈兰高地发起反击时，其装甲部队同样发现他们需要机械化工兵装备来克服自己设置的反坦克壕）

一辆以色列国防军160mm自行迫击炮在向戈兰高地火线机动时，正在驶过一辆M151吉普（这种大口径自行迫击炮在戈兰高地发挥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战场价值，其既可以提供火力支援，也可发射照明弹，为缺乏夜战设备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提供一种照明手段）

这张照片展现了160mm自行迫击炮的一个细节

拉纳少将的计划是分两路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沿阿勒-拉菲德公路，由第19后备旅作为先导（该旅自星期日下午就一直在战斗，并已有伤亡），第20后备旅的一个营准备跟随突破。第79后备旅随后跟进，肃清残敌并在拉卡德悬崖上方掩护右翼。在主攻的左翼是第14后备旅，它沿着从吉瓦特约夫的加姆拉赖斯高地直到马兹拉特库奈特拉的道路，经纳哈盖谢尔直扑侯什尼亚。在以色列装甲集群开始发动反击时，叙军坦克群距约旦河已不到8公里了，叙军4个旅威胁着拉纳在拼死防守的两条通道。叙军第48和第51坦克旅越过侯什尼亚地区的塔普林路，并沿耶胡迪阿公路推进，企图到达加姆拉赖斯高地和约旦河的阿里克桥地区。在叙军各旅接近时，以色列第17后备装甲旅即将其部队展开。并在尔后的战斗中击毁了叙军15辆坦克。叙军第132机械化旅已在阿勒前停下，而第42旅则面向北部成扇形展开。叙军第47坦克旅兵分两路，一半由旅长指挥，从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向耶胡迪阿公路朝北运动；另一半与132旅一起留在阿勒公路上。这样，叙军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在耶胡迪阿公路上与以色列第17旅的这一半兵力对抗，而另一半兵力则在阿勒公路上与以色列第17旅的另一半兵力对峙。

1973年10月10日，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前线，一个隶属于沙龙装甲师第401装甲旅的“马加奇”后备坦克营，这些坦克此时正从一个前线军械库中接受弹药油料补给和维修

叙军的反应是凶猛抵抗，同时装甲部队继续从叙利亚越过战前的“紫色线”（67年停火线）开进以色列。不过，拉纳很快就通过亲自带领一个侦察连发现，叙军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正在向其翼侧朝北运动。他随即派出第14后备装甲旅新到达的一个M60A1坦克营占领阵地，展开火力，与敌交战。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了。以军在战斗中损失了2辆坦克，而叙军则损失了约35辆坦克。事后证明拉纳少将对阿勒公路上极为棘手的局势的处理以及他本人的以身作则，乃是稳定这条战线局势的主要因素。在这场战斗中，叙军第47坦克旅副旅长库尔塔姆少校被俘。他是在设想阿勒隘路口已被封锁，两翼没有部队的情况下调动他的部队的。叙利亚人在他们最狂妄的梦想中，也显然无法想象这条重要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但不管怎么说，在拉纳装甲师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尽管相对自身庞大的兵力相比真实的损失其实微乎其微，但叙军第5师的第47坦克旅和第132旅却莫名其妙地在中途停止了前进，并且开始仓皇撤退（或许是以色列空军此刻已经重新参加了战斗，轰炸了许多具有威胁性的地空导弹发射场，而且“紫色线”地区也在有效轰炸范围之内）。而既包括陈旧的谢尔曼也包括先进的M60A1巴顿在内，各种型号的以军坦克则在后面穷追不舍——-叙军的进攻被牵制住了。

虽然数量不多，但160mm自行迫击炮被认为是极为有效的近距火力支援武器（这张照片拍摄于以色列伞兵成功突袭叙利亚军队某前进指挥所后）

一辆作为排指挥车的“百人队长”主战坦克正在向紫线区域附近实施机动（值得注意的是，这辆坦克加装了美式探照灯和夜间驾驶灯，而希伯来文“Mem-Mem”的意思则为排长）

这是一辆由神学院学生充当坦克手的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老式“百人队长”，此时这些乘员正在发动机盖下进行休息

戈兰高地战场上以色列最强大的远程地面支援武器，就是1973年10月11日开始出现于战场上的M107175mm自行加农炮

1973年10月11日，一辆风尘仆仆的以色列“百人队长”正穿越“紫色线”向叙利亚境内发起冲击

1973年10月11日，被击毁在“紫色线”附近的两辆叙利亚T-55和一辆BMP-1

伊拉克装甲师一经出现便发动了三次进攻：第一次，坦克在先头开进，装甲人员输送车随后跟进；在第二次进攻中，装甲人员输送车在坦克的密切支援下在前开路，步兵在距以军阵地3,000码处下车，实施步兵突击；第三次进攻则是伊拉克坦克在前，步兵随后。战斗进行了约7个小时，伊拉克人这次战斗坚决，他们连续不断地进行突击。这一天，北部军区没有指望能得到空中支援（以色列空军正在全力对付苏伊士前线的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以色列军队向运河西岸苏伊士城猛烈进攻，该军即将被分割包围）。然而，以色列非常成功地运用了火炮的集中支援，从而有效地弥补了空中力量的不足。不过为了避免陷入包围，在激战过后，以军前锋被迫后撤几公里，但到10月14日最后稳定下来的战线依然形成一个很深的突出部，离大马士革郊外只有20多公里，对叙利亚构成严重的威胁。至此，戈兰高地的主要战事终于结束（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在战役中证明了戈兰高地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叙利亚人最终在戈兰高地丢下了867辆坦克，其中有些是最现代化的T-62型坦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车辆、反坦克车辆、大炮和各式装备。苏联向外国军队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布满了戈兰高地起伏的山丘。这是历史上在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下取得的一次伟大坦克战胜利的明证）。

在抑制住了叙利亚人对戈兰高地的全面进攻，并使之再无力于短时间内重新恢复元气之后，以色列军事力量的主要锋芒开始转向了埃及军队（尽管与美国一样，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要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的行动。苏联除了以运输机将装备与物资输送到这两个国家以外，也自部分东欧国家调动装备支援阿拉伯联军的作战。实质上苏联对两国的运补开始于10月9日，大多数的物资运往叙利亚，以补充他们在战场上蒙受的重大损失。然而，以色列人对叙利亚人造成的损失，却显然超出了苏联人的输血能力）。而与戈兰高地战场局势好转相呼应的是，埃及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后，战术上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失误：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这给了以色列一个喘息的机会。

1973年10月12日的西奈战场上，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第217装甲旅的“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正在经过一辆M50155mm自行榴弹炮（有意思的是，这辆“百人队长-肖特”显然是一种没有“进化”完全的版本——虽然已经换装了AVDS-1790柴油引擎，但老式的英制20磅炮和原先用于流星发动机的传动系统却原封未动，这使这辆不伦不类的坦克被以色列坦克手们讥笑为“骡子”）

1973年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第11装甲旅戈南侦察营装备的一辆战利品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OT-62实际上是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BTR-50P基础上改进而成，所以作为BTR-50P标志性特征的大型车体侧舱口在OT-62上同样清晰可见。不过在以色列部队中服役的战利品OT-62，通常会在炮塔前加装一个用于MAG机枪的枢轴）

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并集中兵力遏制住叙利亚的进攻，同时使用美国提供的卫星应用于战争，他们观察到了埃及的第二和第三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不过也有一说是沙龙亲自带一支部队向运河边火力侦察，发现了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在大苦湖北岸德维索瓦的结合部。沙龙兴奋地向南方司令部报告：“我的脚正在苏伊士运河边趟水呢，周围敌人的影子也没有”，要求从这里突破渡河，打到埃军后方去。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说法也有可信度。因为沙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场指挥官。就像许多人所说的，他天生具有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估量任何形势的本能，他不是依靠参谋工作中的逻辑推理，而是依靠健全的直观）。于是，埃拉扎尔指令巴列夫和戈罗迪什准备渡河作战，计划10月11日由沙龙师首先向大苦湖北岸的埃军结合部突击，夺取渡口，强渡运河，然后保障阿丹师渡河，向纵深发展，向南包抄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首先摧毁第三集团军。

然而，埃军在运河西岸的两个坦克师依然是以军的心腹大患（事实上，埃军在西岸集结了两个装甲师、两个机械化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共约有900辆坦克，数量大大超过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因此，渡河作战非常危险。埃拉扎尔和巴列夫都感到，在未予埃军装甲部队重创之前，进行渡河是不明智的）。以色列空军也对坚强的防空导弹网很是忌讳，无法用空袭将其削弱。但这个时候以军在戈兰高地的攻势凶猛，叙利亚强烈要求已经渡河成功的埃军向以军发动强大攻势，配合叙军作战。10月12日，埃军在运河西岸的两个坦克师渡河东进，摆出进攻态势，正中以军下怀。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10月14日凌晨，埃军在以军背后机降了几支突击队，但被以军及时发现，全部被歼灭。10月14日上午，埃及军离开防空火力阵地展开攻势，当发现埃军投入1000辆坦克展开第2次大规模进攻时，以军也全力投入了800辆坦克进行反击。

1973年10月14日，西奈半岛战场，两辆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第14装甲旅的“马加奇”主战坦克

在1973年10月14日，发生于西奈半岛上的那场史诗般的坦克大决战中，这两辆隶第14装甲旅的“马加奇”坦克最后的命运令人担忧

1973年10月14日，苏伊士运河前线，一辆以军装备的战利品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正在经过一辆百人队长坦克向前开进（在1973年战争期间，很多以色列国防军使用的战利品车辆，都会在车的显要位置喷涂外白内黑的大型防空识别标志。事实证明，尽管不能完全避免己方空军的误伤，但这仍是最有效的一种应急措施）1973年10月15日下午，以色列南部军区的前进指挥所穿越苏伊士运河来到了西岸

这样，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库尔斯克战役外，西奈半岛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全战线约有2,000辆坦克在激战。以军已精心做好这次战斗准备，一心迎战。由于以军步、坦、炮协同作战，并使用武装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发射“小牛”、“百舌鸟”式空地导弹、“白星眼”式电视制导炸弹等。战斗结束埃军损失了200多辆坦克。以军坦克在沙漠里挖坑隐蔽，只露出炮塔，并迅速地在预设掩体之间快速机动，在运动中射击，只损失了不多的几辆坦克（另一说法只有8辆坦克）。还有一支埃军坦克旅向米特拉山口猛冲，但一出防空导弹保护伞，就被以色列空军像老鹰扑小鸡一样地撕碎了。这次大战使以军士气大振，他们终于感到恢复了自己的常态。经清点，战场上被击毁的埃军坦克达264辆（以色列空军击毁的坦克除外），而以军在那天仅仅损失6辆坦克（在这一阶段以前，埃及人的报道一直是周密精确的，这是第一天以色列人感到埃及人又恢复了他们以前报道失实的陋习）。巴列夫给梅厄夫人打电话，以他那安详和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今天不错。我军又恢复了老样子，埃及人也是如此。”10月15日，新近得手的以军向运河猛扑，开始执行渡河作战计划。

1973年10月15日，一辆以色列“马加奇”主战坦克正在警戒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架桥设备（这辆坦克在炮管顶部的探照灯箱上，临时安装有一挺标准的M2 12.7mm口径重机枪，实战证明，在缺少伴随步兵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有效的自卫手段）

在一座日本人经营的农场附近地区（这里是日本农业指导员搞试验的农业试验区，以色列士兵不懂东亚文字，看见日文题字后，便把这地方称为“中国农场”。这个农场威胁着两条大路的十字路口，是渡河必需的滚筒桥的必经之地。要是滚筒桥受阻或者受损，整个渡河作战计划就要泡汤），沙龙装甲师的安农旅与撤下来的埃及第21装甲师不期而遇，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坦克白刃战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事实上，这个孤军深入的以色列装甲旅突然发现自己闯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之中，光他们看到的就有集结在一起的数百辆卡车、火炮、坦克、导弹、雷达分队和四处走动的成千上万名士兵。而战后查明，这支以军部队来到了埃及第2集团军没有设防的南翼，即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对于这场战斗，《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莫尔在战争一结束即采访了战斗现场，他描绘说：该地区已完全构成反坦克防御阵地，有坦克、反坦克导弹和数百名装备有反坦克火箭筒的步兵。此外，公路路肩上都埋没了地雷，因而任何企图绕过公路上的已毁坦克的以军坦克，都会触雷爆炸，数百条反坦克导弹导线在公路上纵横交错，就像一个掉下来的巨大蜘蛛网，埃及坦克就在“中国农场”的堤坝后面20-30码处进行射击。这块沙漠地上四面八方都布满了正在燃烧冒烟的坦克、车辆、火炮和运输车；步兵尸横遍野。指挥部、修理车、运载“萨姆II”型导弹的大型运输车、流动厨房车等等，众多的军事装备，好像没有一种能免遭炮火毁灭。以军的残骸也在那里。它们与埃及车辆相距不过几码。在短短几千码的一条狭长地面上，竟然有24辆被烧毁的以色列的巴顿型坦克。乘员很少能活下来……损坏不太严重的坦克已被拉去修理。约有100辆埃及坦克散布在这一战区。有一处，一辆巴顿型坦克与一辆埃及的T-55型坦克相距才3码）。

1973年10月17日，苏伊士运河西岸“中国农场”附近的坦克战结束后，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第217装甲旅幸存的“马加奇”主战坦克（尽管惨烈的坦克战在这场战争中可谓比比皆是，但在一个被以色列军队戏称为“中国农场”的地方，连续4天爆发的高强度坦克遭遇战却仍然令人唏嘘不已。10月17日，埃及第25坦克旅的96辆T-62坦克与以色列国防军第217装甲旅的81辆“马加奇”正面交锋，此战之后，这场战争中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坦克战基本画上了句号）

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借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但他们效仿阿拉伯军队此前的做法，大量配备了美制M72反坦克火箭弹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不过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而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当各指挥官忙于牵制战时，也很少有人过问渡桥装备问题，然而到了此时，南部军区却突然发现面临着严重的架桥设备问题。

但幸运的是，以色列在战前设法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此外还自制了较为复杂“滚筒桥”（早年搜罗的那些法国剩余物资，实际上用“鳄鱼”两栖汽车架起的轻型浮桥，由两侧的橡皮气囊提供浮力，经不起枪炮的射击，真正能够顶用的，还要算是以色列自制的滚筒桥，钢制的滚筒可以承受更大的重量，也相对不容易受损。不过，滚筒桥用巨大的钢制的可以滚动的浮筒组成，非常笨重，需要用10-12辆坦克牵引，前面的拖，后面的做“刹车”，防止下坡失控。在路上万一遇到敌军，坦克可以迅速脱钩，投入战斗。事实上，牵引滚筒桥的坦克也是一路打过来的，经常需要向沿途的敌军射击）。这样，在一番努力后，10月16日晚上以色列工兵总算将浮桥架设完成（最后花了三天时间才打下中国农场，但以军不等中国农场守敌彻底清除，就急着把滚筒桥运到运河边，开始架桥渡河），紧接着渡河的沙龙装甲师的3个装甲旅约260辆坦克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军团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飞弹阵地。到了10月19日，在埃及军队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总共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到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整个战局得到了彻底的逆转。至此，这场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政治上的斡旋了。

结语

1973年10月16日，苏伊士河西岸前线，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第460装甲旅的M60A1坦克正装载着机械化舟桥的一部分，准备涉水穿越苏伊士运河

1973年10月16日苏伊士运河附近，一辆被击毁的埃及T-55坦克被一支正躲在沙丘后进行休整的以色列的M60A1坦克部队，摆放成了一个指示前进方向的标志物，这实际是预示着战争的天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倾转

1973年10月中旬开始的大反攻中，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的“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正在通过苏伊士运河上的一个浮桥（这些坦克最终彻底切断了埃及第3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的联系，并将之围困在沙漠中）

大量通过军用浮桥开往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百人队长坦克，很好地说明了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转危为安，并开始给予敌人重创

尽管在1973年10月的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仅仅拥有24辆M109A1155mm自行榴弹炮，但战争实践证明，这是以色列机械化炮兵中，最有效的一种装备，所以战争结束后，M109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装备规模被大大扩充了

1974年6月18日，一队以色列国防军的M113A1装甲人员输送车开始从叙利亚境内撤离（在经过苦战成功地将叙利亚坦克赶回“紫色线”另一侧之后，以色列坦克随即攻入了叙利亚境内，不过在距大马士革只有100公里时，叙利亚发出了和谈的意愿，随即联合国开始介入，1974年6月18日，进入叙利亚境内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开始撤离）

战后，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代表，一些法国军人正乘坐一辆潘哈德AML-60装甲人监督双方的撤离行动

这场战争之所以打得如此残酷，以至于让人们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一次怀疑起坦克的价值来，是因为从一开始，很多古老的军事原则就被忽略了。以色列人从未充分认识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六日战争中进攻的对象是一支仓促展开的埃及军队，因此，经历过六日战争的以色列指挥官们都认为，他们可以用坦克加飞机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就是按照这种观点不顾比例失调地建设军队。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思想是，最好的进攻武器是坦克，而最好的反坦克武器也是坦克，这使IDF在六日战争后将坦克放到了近乎“神”的位置。同时，由于在六日战争中发现所用的半履带车辆的沙漠作战能力和越野能力都不强，跟不上坦克，于是装甲部队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打算不要步兵，而许多以军装甲部队指挥官确信，装甲部队无须步兵的近距离支援便可随意作战。事实证明这是自六天战争以来渗入以色列军事思想的一个危险观点。结果，IDF把大量资金用于建设空军和装甲兵时，其机械化步兵部队却不但数量稀少，而且火力不足，缺乏迫击炮、喷火器、夜战装备器材和并且机动能力也差。这样一来，当埃及把步兵作为其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以色列装甲部队却在没有步兵和迫击炮的情况下冲击敌军阵地，有些战斗在效果上可以说是徒劳的，但浪费的却是以色列士兵的生命。

以色列部队正在做最后撤离的准备，前面是一辆老式M3半履带车，后边则是一辆百人队长

虽然在1973年的全面战争到来之前，埃及军队中装备的ISU-152自行火炮已经退役，但其中车况较为良好的一部分，却还是在战争后期被拉出来，作为苏伊士运河西岸那种临时防线的固定火力点使用——不过，它们中的大部分被以色列空军炸毁了

而在矛与盾的另一方面，恰恰是埃及军队超密度的大量的使用了各种现代化反坦克武器，在令以色列坦克兵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战后直接引起了对坦克存在价值的另一次质疑热潮。战后全世界的装甲兵军官都意识到，具有骑兵冲锋精神的装甲部队的进攻，在没有步兵支援和少量的炮兵支援下，去攻击大量集中的反坦克武器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如果事先不摧毁或不压制反坦克导弹，就无法确保任何进攻（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步兵的进攻）的成功。然而，如果就此就悲观地得出坦克在现代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特别是反坦克导弹这种新型武器面前，已经失去战场生存力乃至存在价值的结论也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被大量使用的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并不是一种新武器。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就曾碰到过这种武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埃及军队一样，叙利亚的所有部队同样配备有大量反坦克武器，从排一级的RPG反坦克火箭筒到旅一级的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但不同于南部军区的以军装甲部队，1972年冬季的边界战斗，使北部军区的装甲部队获得了一次汲取教训和总结经验的机会。在这些规模有限但激烈程度十分惊人的坦克战中，叙军一开始曾经靠大量使用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成功地使许多以色列坦克失去战斗力（大部分是守备旅装甲营的M50超谢尔曼），但以军很快吸取了这次教训，给装甲部队配属了迫击炮，以对付操纵这些导弹的叙军步兵。这一措施及另外一些措施都已证明是成功的。实际上，在冬季的第三次和最后一次交战中，尽管叙军发射了大量导弹（在以军阵地周围可以看到一扎一扎的导弹导线），却很少发生坦克被导弹击中的情况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戈兰高地初期的战斗中，虽然第7和第188装甲旅打了一场近乎悲壮的坦克白刃战，但实际上被反坦克导弹毁伤的比例却远远低于西奈半岛的袍泽，两个装甲旅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实际上还是毁于与叙利亚坦克的对射中。而在战争中后期，南部军区的装甲部队也在吸取了足够多的教训后，同样掌握了一些措施和战术，来降低埃及反坦克导弹的命中效率。结果，“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取得的战果根本没有宣传报道的那么大。事实上，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整场战争中被这种导弹摧毁的以军坦克还不到25%。

此外，以色列军队过于强调飞机而忽视了炮兵的作用。一旦得不到空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就不言而喻地要更多地依赖炮兵。可是，据认为空军能够应付近距离空中支援中的大部分问题，因此，以色列军队缺乏足够的火炮，尤其是缺乏必需的牵引车辆，以致现有的火炮在仗打了三、四天之后才能送抵南部战场。另一点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饱尝以色列夜战苦头的阿拉伯部队，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先进夜视技术器材来装备自己。而以色列的军事思想却放在坦克和飞机这两种不适合夜战的武器上，因此忽视了先前以色列所擅长的夜战这个课题，这也造成了为什么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损失，超过了前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总和。所以，同全世界在赎罪日战争后发表的种种草率结论相反，坦克仍不失为在战场上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前提是把它作为计划周密的、能够应付现代化战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合成战斗队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战争末尾的1973年10月底，一辆被击毁在苏伊士城街道上的以色列国防军百人队长主战坦克

1973年战争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国防军第217装甲旅的一辆百人队长主战坦克正在向苏伊士城开进（这辆坦克拥有一个清晰的6位战术编码，而没有外挂异常干净的车体也使得该车易于识别）

总之，与以往的中东战争不同，1973年的战争并不是以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而告终的。埃及部队在苏伊士运河区的战略行动取得了成功，并最终终结了西奈半岛的僵局。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重振了埃及武装部队的形象，抹掉了1956年和1967年惨败的污点，特别是埃及步兵在这场战争过后获得了大量的声誉——他们凭借手中的轻型反坦克武器，就成功地击退了以往凶狠万分的以色列坦克的攻击。最终，1973年的战争结局尽管对埃及而言并不完美，但仍然极大地提升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声誉。而以色列军队在这场战斗中所付出的代价，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视现实，仍然坚持依据他们那一套以上次战争经验为基础的僵死原则行事。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战争中的基本错误，竟然来源于他们在六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点看来似乎是够荒谬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1973年10月发生的这场中东战争，在冷战环境下，本质上仍然是一场代理人战争，阿以双方的背后无时无刻不闪现着超级大国的身影——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争中的大规模输血，类似的举动在交战双方中同样存在。不过，虽然苏联比美国早大约5天进行运输作业，运输机需要涵盖的距离也远短于美国空军跨越的部分，无论是在总运输量和装备的可用程度上都远不及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效果，似乎在输血能力上被证明要逊色于西方世界（从1973年10月9日苏联开始空中运补到10月24日之间，美国与苏联所提供的援助分别是：苏联，共飞行935架次，提供16000吨物资与装备，以及206架军用机；美国，共飞行565架次，提供22400吨物资与装备，以及56架军用机。苏联的军事空运能力低于对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苏联的军用运输机的载重量不如美国空军使用的机型，不过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同时，苏联在运输作业前段的规划与整合作业非常不理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苏联的装备往往送到的时候还需要组装，或者是弹药，燃料与武器是分开运输或者是放置，导致接收到装备的国家需要额外的时间将需要的部分整合起来才能送往前线。全部苏联运送到的坦克，只有从东德来的一小部分是可以直接从飞机上下来之后进入战斗。最后，阿拉伯国家的机场装卸作业效率不佳，相较于美国与以色列的机场装卸效果，这方面也导致苏联军援的效果不佳）。然而，这场较力的结果却并没让北约松掉一口气，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西方的将军们看到了更可怕的东西。

1974年2月，以色列军队开始从苏伊士西岸撤离，一辆罕见的基本型M60“巴顿”被装上坦克运输车通过苏伊士公路回家

1974年2月的撤离行动中，一辆以色列国防军的M50155mm自行榴弹炮正在穿过一个段被垫高的堤道

随着重要城市苏伊士城几乎被攻陷，埃及第3集团军也在以军重兵围困下面临覆没，在百般无奈之下埃及方面开始乞求和平。1974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斡旋下，双方签署阶段性撤退协议，图中这辆以色列国防军的“马加奇”坦克正在撤出对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包围圈

与以色列士兵略有不甘的心情相反，在1974年2月双方脱离交火各自撤离的过程中，埃及第3集团军的一辆T-62坦克正在高兴的移出它的位置，回家！

1974年2月的撤离行动中，一辆以色列的M3半履带车正经过一辆联合国检查车辆（与坦克不同，由于摩托小时相对较长，半履带车即便远距离机动，通常情况下也不需要借助于坦克运输车。值得注意的是，这辆半履带车安装了一门81mm迫击炮）

1974年2月的撤离行动中，两辆M50超级谢尔曼正被坦克运输车运出苏伊士运河西岸（由于在1973年10月的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而要补足这些损失却并不容易。所以在1974年2月的撤离行动中，精打细算的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带走了，即便是M50这种老爷车也不例外）

1974年2月的撤离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一个精锐的M60A1装甲旅架桥车正在返回驻地

1974年2月的撤离行动中，埃及第3集团军的T-62主战坦克正从苏伊士城开回大苦湖南部集结地（大多数埃及T-62坦克在车长指挥塔舱口装备了12.7mmDShK机枪）

这是一辆战争中为以色列装甲部队俘获，并在战后转让给美国作为研究样本的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OT-62是1973年的战争中，埃及机械化步兵的主要装备，并且由于其特有的两栖机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它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苏伊士城东50Km处，一辆联合国卡车正在驶过一辆熄火的以色列国防军TI-67主战坦克

尽管在战争中的大规模运输中输给了对手，但苏联在数月内便重新为叙利亚提供了它在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数量——约1,200辆，并且还有额外地增加，这一事实说明苏联的军事装备数量空前。苏联在随后的一年之内还向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印度、也门和南也门运去了大量的坦克，总数达数千辆之多，更不用说它还向其他许多国家提供了这类装备。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中东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1974年所报告的情况相对照，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乃至北约对这种巨大的潜力的担忧。报告说：“……在美国，仅有一家工厂为美国陆军生产坦克。目前的生产率是每月30辆，即一年360辆。在法国的坦克年产量总数也差不多，一年300辆左右。苏联武器生产设施的规模和范围显然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最终，这种发现直接对正在高峰中的冷战产生了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