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陆地大国也同样是海洋大国，绵延1.84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1.4万公里的岛岸线，以及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构成了海防的前哨和门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沿海地带的人民就开始建造防御海洋侵害的设施 。明代以前由于航海技术和海洋科学在全球范围内还未充分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海洋自身就成为抵御外部入侵的天然屏障。现存于上海、浙江等地唐宋时期海塘遗址，虽起到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但主要用于抵御自然灾害、保护农业生产等非军事活动，与海防关系不大。明代开始，在我国沿海地区逐步建成以卫所为基础和骨干的陆基防御体系，形成具有鲜明军事色彩的全国海防体系 ，该体系对内监控沿海居民的活动，防止内乱；对外构建起辐射东亚的海防体系 ，打击海盗的破坏和抵御倭寇的侵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火炮自明初逐渐开始运用于海防体系中，主要是在墩台、卫所城墙上设置火炮，形成了早期的海防炮台，徐光启曾在《练兵疏稿》中提出“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 。明代炮台建设不仅为我国海防炮台的形制和分布奠定了基础，而且已经开始在抵御外敌入侵作战中发挥作用，使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设立炮台以为经，设立师船以为纬” 的海防格局。清初，为彻底消灭南明、郑成功等反清势力对初建政权统治的威胁以及加强对外贸易的控制，实现全国的统一，清朝统治者在修葺部分明代炮台的同时，重点加强了东南沿海、珠江口、北部湾等地区海防炮台的设置。在统一台湾后，定位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 的水师呈现出“小型化”的趋势，不断缩减兵员、战舰，作战能力逐渐削弱。乾隆年间，甚至只能依靠租用民船来追捕海盗。嘉庆帝更是认为“从来有海防而无海战” ，由此形成了一支“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 的“全天候不战”的水师。日常的训练和出洋巡缉，“往往视风涛为畏途，甚至有收泊内港捏报出洋者” 。鸦片战争前，清朝水师已经彻底放弃了领海的制海权，完全丧失了开展近代海战的能力。水面力量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防炮台的建设，海防炮台在陆基海疆防卫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得到确立和加强。但是在战术层面，东部沿海地区重要海口、海岸沿线等地点建造了“星罗棋布”的海防炮台，使兵力、武器等孤立分散各地，无法真正形成强有力的防御能力。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关注海防这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海防关系紧要，即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 。当时的海防炮台防御体系在实战中差强人意的表现受到各方的质疑，“自海岸挑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自沿海炮台，亦足无所用”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推动了近代化海军舰队的出现，试图将海防战线前移，实现御敌于海岸线之外，明清以来以陆基为主的传统防御策略开始改变，近岸防御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炮台在海防战略的主体地位本应逐渐削弱。但很快，清朝官员们及知识分子在《防海新论》等西方军事著作以及相关的军事学理论中寻找到与中国传统陆基防守型海防相关的理论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海防炮台的建设在近代化海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降反升。致力于北洋水师建设的李鸿章曾指出“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之子药煤水一罄，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前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 。在海军建设过程，大量修筑炮台承担海军军港要地防护任务，防御敌方来自海上、陆上的进攻，最典型的战例就是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试图利用军港区域内的炮台体系和停泊在军港内的战舰联合形成抵御日军进攻的火力。在这个阶段，海防炮台的军事意义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都得到加强。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进程严重受挫，向近海拓展的海防体系重新退缩到近岸陆地，海防炮台再次成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清廷官方在面对“三门湾”事件等海防危机时，由于“尚无铁甲巨舰，若出洋争胜，恐无把握”，“仅能依附炮台，相机守口”，希望通过海防炮台“仿坚壁清野之法” ，来实现海防安全。当时的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教训时，依然强调炮台的重要性，“别令数船守口，与炮台相为犄角……” 。而通商口岸的增多，客观上也需要新建或者重建一部分海防炮台来满足重要港口不断提升的安全需求。由此，虽然在实战中海防炮台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但是在海权基本尽失的情况下，也只能由海防炮台继续无奈地承担起海疆安全的“重任”。此外，由于海权尽失，西方国家在沿海地区大肆强占、租借我国领土，为保证他们所获取的利益，同时防止其他列强的威胁，在这些地区建设了一批具有浓厚西方风格的海防炮台和其他军事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