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规则创新工程”的意义
——陆航程原创《公权融资与国土证券》之九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苏联东欧巨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中国以外的范围，是建立在资本的“私权占有”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个格局下产生的、维护“私权占有”资本秩序的理论。资本的“私权占有”能够长期延续下去吗？
——在新时代中国，资本的“公权占有”占据主要地位，尽管改革开放后，在民生领域，资本的“私权占有”规模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资本的“公权占有”实力，同样得到极大的强化。鉴于一些社会乱象，中国开始为“私权资本”设立红绿灯，防止“私权资本”无序扩张。中国能够在强化“公权资本”实力的基础上，持续获得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发展吗？
——中国的“公权资本”实力的壮大，能否在西方经济学框架内得到实现？如果不能，需要建立怎样的“公权资本”再生产、“公权共享经济”再发展的“公权共享社会”理论？建立怎样的“公权共享经济”结构框架和运行规则？
——中国即将建立的“公权共享社会”和“公权共享经济”理论与规则，对全球“私权资本”政经结构和统治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世界需要增样的“立规除霸”的战略结构、国际配合和艰苦努力，才能让“公权资本”迅速壮大起来，让公众资本从“私权对立环境”转轨到“公权共享社会”？
——为了壮大“公权资本”，需要实现“公权融资”，集聚全球公众资本，从事“公权储备资产”建设，支持各国依靠“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公权储备资产”，发行独立自主的基础货币、获得“资本自由”。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完成怎样的认知深化和转换？需要对热度极高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做怎样的评价？
——基础货币，真的是如“现代货币理论（MMT）”所说的：属于无中生有、在经济活动之外创造的吗？还是应当属于：来源清晰、机制扎实、在经济活动之内、通过社会化公权机构产业链、有组织创造公共价值的货币创生结果？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基础货币发行基础是政府“强制征敛”的税收？还是应当基于：由国家资本主导、以社会化公共机构体系、根据新宏观经济原理、在税源体系一二三产业链之外、单独组织创立“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第四产业链、不断产出的“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公权储备资产”？两者有何不同？
——如果基础货币的发行基础是税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政府不具有生产性？不是“公共价值生产”的主体机构？只是一个单纯依靠强制力争敛税收的强力机关？这符合事实吗？西方意识形态似乎有这样的抹黑意图，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作为是完全不存在“公共价值生产”形态和效果的吗？
——如果基础货币的发行基础，是国家资本组织创立的“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公权储备资产”，是政府组织社会“公权机构”第四产业体系、完成的“公共价值生产”过程的产出结果，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政府是“公共价值生产”的主体机构？
基础货币是一个现代经济概念。通常是政府根据社会商品交易总量、制定的一个对主权货币发放总量的控制性指标。在这里，基础货币的称谓，用来将主权货币与商业派生货币相区别。
现代货币理论(MMT)认为，货币是主权国家政府发行的主权信用符号，是无中生有的、是经济活动之外创造的——外生货币，除此之外，其他都不是货币。国家之所以可以创造主权货币、外生货币，那是因为国家强行要求国民以主权货币纳税。所以，税收是主权货币的基础。
MMT认为，作为主权货币的基础货币属于货币，而商业派生货币根本就不是货币。“派生货币”大概可以叫做由商业银行根据基础货币按照一定的“乘数”，派生出来的货币交叉使用总量，以获得商业贷款利息收入的最大化。因此，“派生货币”增量，是商业行为的结果，不是政府的货币发行行为，不能叫做“货币超发”。
为什么MMT认为主权货币即基础货币是以税收为基础的？在以国债作为货币发行通道的货币制度中，是以年内的税收总额偿付国债利息的能力，作为基础货币发行量上限的。国债是以政府用未来税收作为锚、发行的国家债券。国债发行量超越了税收偿债能力时，就会出现政府债务违约。
为了扩大国债发行总量，就要不断地压低利率，以减轻财政支付国债利息的负担，维持税收偿债能力。量化宽松的国债货币发行体制就一定会导致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
低利率提高了货币流动性，推动社会投资，推高资产价值、降低货币价格、推动物价上涨，在全社会形成追逐资本游戏、放弃实体生产的趋势，最终导致滞涨。降低了资本收益率。这时，就需要通过加息抑制通货膨胀，让利率回归“正常”。这又可能刺破资产价格、形成资产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可见，美国的国债-货币发行机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机制。在经济危机循环中，存在“信用操弄”。操弄者集团无论如何都会盈利，吃亏的是中产和劳动人口。仅仅可见的数十年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早已触目惊心。
造成贫富矛盾激化的原因，就在于国债-货币发行体制本身。就在于将税收作为主权货币即基础货币发行的依据、这个起点上。
从这个体制产生的过程看，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和可及性。但从发展的趋势看，缺乏可持续的合理合法性。严重分配不均既然不合理，那么迟早就会变成不合法。
中国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参照系的。但如今，中国社会上下已经看懂了美国信用操弄的手法和后果。显然，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不能实现让人民普遍快速富裕起来的目标。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和实现。
既然中国改革开放曾经采取的参照体系、不能继续参照、更不能复制，那么中国的路该怎么走？如何快速满足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要建设一个不同于美国体制的美好社会，就一定要从基础货币发行依据开始进行规则创新。
中国是否具有完成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的基础条件？
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是经济体系规则最重要的基础。经济规则是由基于阶级利益创造的政经结构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
中国自远古时代起，就形成了“士农工商”社会排序结构，一直在民间延续至今。除了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的商业集团成为社会政经结构的核心，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商业集团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决定旧中国“士农工商”政经结构的，是以均田为基础、农民稳定生产、支持君主稳定统治的利益结构决定的。
虽然皇权世袭并非现代国家体制，但中国的皇上仍然不是商人，而是职业治国政治集团的领导者，是维护社会稳定、追求、坚持、推动“公共价值”的“士”，而不是唯利是图导向、追求、坚持、推动“私利价值”的“商”。这样的跨阶级利益统一、“民主集中”体制，具有超时代价值的现代先进性。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早已完成了从政与从商的职业分工（蔡子曰）。从政者不得从商、从商者不得干政，早已成为社会的基本规则。只有民国时期全面西化，才出现了官商不分、官商一家的政商结构，但很快就被推翻了。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实行地方“民权”自治，有很强的地方自治结构传统。从而由皇权与民权“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种传统文化限制了皇权的性质和取向。
中国定居社会皇权体系与地方自治、且地方经济是皇室财源的“二元结构”决定，皇权必须关注“民生”、限制土地兼并、反对官商勾结、反对贪官污吏，否则民间就会起义推翻皇权统治，重新建立“替天行道”的国家权力体系。这样一种政经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
在中国，以皇权为中心的、接受地方经济“俸禄”、提供“公共价值”生产和服务，维持地方经济繁荣的郡县制管理体系，其文化特征就必须维护“公共利益”，在官员中维持“公共权利”诉求，唯此，才能保持中国社会的大一统，推动中国经济的繁荣。
如果没有更高维度的、具有内生集聚式生产力的支持，只要破坏中国社会的这种二元结构政经实践，中国社会就会分裂，出现众多地方独立的军事门阀政权。这是中国延续5000年传统文化和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密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不了“内生集聚”式生产力，而是一种“内生分散”式生产力。因此，在中国，虽然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获得耀眼的经济成果，但却无力、无法在中国壮大成替代皇权的政经地位。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公共利益”、压到了追求“私利价值”的生产方式。
蔡子曰先生，在2021年4月21日视频中，第一次提出：“中西方政府模式有本质不同：中国是公权制政府，西方是私权制政府”。这个总结非常科学、非常准确。
在中国，包括皇帝在内的“士”，都属于职业政治家，不允许他们从事“私权盈利”的“商”，只能靠俸禄取得收入，去代表“二元结构”全社会、跨阶级、各阶层的“公共利益”、输出“公共价值”，成为“公权治理”的“士”。以维护“内生集聚”式生产力的延续和发展。中国朝廷政府自古成为输出“公共价值”的专业机构。
在这样的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局限条件”下，虽然中国的宋明时代，就已经有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商业阶层。在明朝这个阶层甚至在很大比例上占据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左右了政策走向，但最终没有推翻皇权，走向商人阶级集权统治的资本主义。
新中国推翻民国全盘西化的政经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经体制。需要特别意识到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经体制，并不与苏联东欧当时的社会主义政经体制完全相同。中国的政经体制更与西方资本主义政经体制有天壤之别。
中国是在维持了“二元结构”、又靠政党力量将权力渗透到社会底层，完成了社会会主义改造。但单纯的行政力量不能促进农村脱贫，改革开放扩大的“内生分散”式生产力，破坏了三农发展要素支撑。只有通过政党权利和“外来”的“内生集聚”式生产力要素渗透，才实现了脱贫攻坚任务。未来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内生集聚”式生产力要素在“三农社会”的强力发展。
中国坚持了政府是“公共价值生产”的主体这个政经结构，坚持不断向社会输出“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坚持“公权融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中国社会主义政经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政经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这也是中国当时的“非工业化”经济结构决定的。
苏联的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来自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中的美国、全面产业转移和技术援助，迅速从农业国演进成先进的工业国。抗美援朝战争后，苏联为了联合中国抗击美国，也对中国提供了许多重工业项目援助，使一穷二白的中国也迅速进入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继承坚持数千年“公权制”传承的“公权治理”体制。而苏联东欧各国由于在数千年“私权制”统治下，缺乏“公权治理”文化传统，却残余了很多西方“私权制”的意识和制度痕迹。致使最终经不起西方的诱导，走向政治腐败、国家分裂、恢复“私权制”体制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后，一度以美国为重要的改革参照系，在轻工业生产领域，推动私有资本生产和外资企业发展。在金融领域也对国家商业银行推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在资本项下自由兑换领域，实施外汇管制，坚守了国门。
尤其是在2015年的较量中，让美国的“信用操弄”无法割中国的韭菜。这触犯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从此，美国改变了对中国全面接触的战略定位，转而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全面实施对中国的打压、制裁、封锁、脱钩。
金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中国不成为美国金融的附庸，不配合美国“信用操弄”、不向美国奉献金融利益，就必然成为美国的对手和敌人。
金融也是中国的最后防线，如果人民币不与美元挂钩，不在资本项下开放与美元的自由兑换，不接受“内生分散”式生产力要素的最后攻击，就必须承受美国的全面打压。
在这里，中国没有退路，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也就必须完成金融基本规则的创新。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内生分散”式“国债-货币”发行的固定模式。面对外部压力，必须依靠“内生集聚”式生产力，为人民币的自主发行、资本自由、独立建立货币价值之锚。
建立人民币自主发行体系、立规除霸，夯实资本自由的基础，就要建立独立的货币“内生集聚”式价值之锚。首先要破除对私人资本主导的、资本市场的迷信，树立推进“公权共享社会”逐步实现的信心。
在美国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观念的时候，而美国自身，在应对经济和疫情危机时，却坚定地实施“新凯恩斯主义”、天量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撒钱，“让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美国政府向老百姓和中小企业撒钱，是通过扩大政府债务实现的。美国政府并不掌握真正的经济资源，甚至不掌握造币权。这与中国政府掌控国家命脉经济资源所实行的宏观调控，完全不是一个结构层次的机制和现象。其实，真正主导“撒钱”的是私有银行联合体的美联储，而不是美国政府。就经济关系而言，美国政府只是一个美联储的负债客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春海、章凯丽撰文指出：【疫情以来，美联储实施了激进的市场干预，启动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依靠特定的转移支付渠道将新增货币直接给到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这种超常规救助政策推动了个人和家庭消费增长，成为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美联储通过美国政府举债、向社会“撒钱”的这一“救市”举措，客观上，向社会输出的是美元承载的“公共价值”，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生产”了更多的、由美元承载的“公共价值”。即使美联储属于私有银行经济组织，操纵政府公权力来“救市”。但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子。
美国为什么如此“言行不一”？为什么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时刻，采取了连社会主义“公权制”中国，目前都难以采取的、政府主导的“救市”措施？是“私权制”美国的统治者，也奉行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方针政策吗？
显然，这个“撒钱”措施，部分体现了罗斯福新政中，关于人民有权“完全就业”的理念。虽然，在美国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改良措施的运用，但彻底改变社会制度这是不可能的。在“私权制”美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义理文化”，根本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权力结构。真正决定美国政策取向的，是美国的政经结构决定的“私权制”利益取向，而不是个别的、带有社会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利益，美国在主流价值导向上推崇精致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但是，民间却不乏发自良心的正义、善良、勇敢精神。在人性基点上全人类是一致的。
由于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不同，各国人民发自良心的正义、善良、勇敢精神，在表现程度有差距，但人性、人心“同出此理”是相通的。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基础。是“义理文化”弘扬在全球发展的“心性”内因。资本牟利价值追求对人民来说，是一种发自少数资本集团、“外部”强加的压力环境。
美国的政经结构决定，美国获利的来源重点首先在国外，而不是国内。美国国务卿并非相当于总理，而是相当于外交部长。美国政府对内基本没有经济管理权，甚至没有州长任命权。美国当下所采取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替美联储最终完成这一轮美元潮汐周期中的回流做准备。
为此，在这一轮美元潮汐周期中，首先完成了美元的海量发行，把美元推向全球，收购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商品、资产和资源。此时，在疫情中向美国国内家庭和中小企业撒钱，只是把他们当做实现美元推向国际市场的“二传手”，同时起到稳定和缩小国内社会矛盾，推高股价、繁荣债市的作用。
如今，迎接美元回流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于是，宣布从3月份起加息、而且可能在一年中连续加息多次，在全球形成价值高增长洼地，完成美元回流。为此，甚至不惜造成股市、债市灾难。目的是造成全球各国流动性枯竭、资产价格和汇股债三市暴跌。美国回收美元后，再以“救世主”姿态完成对全球优质低价资产的收购，充实美元价值，维持世界霸主地位，弥补美国股市、汇市和债市亏缺造成的损失。
在美元潮汐“信用操弄”过程中，通胀和股市、汇市和债市亏缺，只是收割全球的必要过程和成本付出，而不是实施收割计划的障碍。完成了收割循环，可能获得的美元资本收益，远远大于通胀和股市、汇市和债市亏缺付出的成本。
这个“信用操弄”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的前提是，美国还能承担维持全球金融霸权所需日益增高的成本、各国还坚持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的规则、还没有扎好保护金融主权的篱笆墙，世界还没有形成能够与美元抗衡的国际金融力量。
意识形态从来不是美国约束自身的枷锁，永远只是工具。美国没有中国的“义理文化”，只有利益追求。中国却有一些人捡拾美国抛出的意识形态诱饵奉为圭臬，只能害国殃民。
显然，美国的“国债-国币”发行体制不仅不能学、不该学、也学不得、学不来。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排斥、抵御这种体制玩弄的“信用操弄”手法，最终让这个全球金融霸权体制彻底瓦解。
为此，首先要建立完全不同的主权货币价值来源机制，建立完全不同的基础货币发行规则。必须让主权国币建立在可核查、可评估、可公平交易、“可无限循环增值的的储备资产”财富来源之上，并让这个“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具备国际交易流动性，形成国家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价值”，成为全球公众投资人获取资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
为此，必须让这种储备资产形成定向投资的独立产业过程。让这个储备资产能够将其“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证券化，以各种“国土证券”形式在全球发行。让全球公众投资者有机会相对均衡地持有和交易各种“国土证券”。让全球公众投资者资产性收入与这个“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挂钩。
世界的一切乱局，来自“资本的私权占有”。我们的目标是：形成未来对“资本”的科学、公平分配、均衡配置、公权运用的公权分享、公共价值无限增殖的新体制。替代对“资本”的“私权占有”、剔除全球霸权旧体制。让出以公心的金融家、“资本家”，能够获得无限循环增值的新资源。
货币必须是有价值的，货币必须是稳定价值的载体和工具。这个货币价值可以来源于多种渠道，但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美元曾经与黄金定价挂钩，但黄金的产能不能支持经济发展的规模扩张需求。因此，美国违约，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其后，美元又与石油挂钩、与全球贸易的商品挂钩、以及以美国国内税收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规模限制，也能够基本实现货币价值的稳定、维护、核查、评估、公平交易要求。但却不能实现“可无限循环增值”的产业化过程。没有了“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产业化过程支撑，货币就没有稳定的价值来源，也不能实现货币价值生产与证券发行的全球民主化体系建设。给少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提供了“信用操弄”的空间和机会。
货币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价值服务”的重要载体。货币必须为全球公众、国家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公共价值服务”，而不能成为少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手中收割、制裁、打击、制约世界的工具。
世界流通货币的生产，必须是由各国政府和全球公众投资人参与的“公共价值生产”过程。这个货币生产过程中，包括“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的生产过程，也包括“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证券化（国土证券）发行的过程，还包括证券交易资金定向投资“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再投资过程。既有各类“公权机构”的主导和参与，也有各类“私权机构”对“国土证券”发行的积极参入，更有全球公众投资人对“国土证券”持有与交易的实际参与。
在这样的货币生产过程中，形成多个相互嵌套、又相对独立的产业链，多个相互嵌套的闭环系统，又嵌套构成更大的闭环链条。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单独控制全过程，真正实现国际货币价值生产的民主化、国际化、全球化。并定义和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和各国政经运行机制。
能够支持这个货币价值生产、改变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完成体系规则创新、为在错误道路上大步前行却发现此路不通国家提供新机遇、新选择的，只能是实行“公权制”国家和“公权信仰”的社会文化、文明环境。目前能够提供这个货币创新规则环境的只有中国。
这是因为：
仅仅这三条，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就不具备、且很难从基础文化开始建立新取向、新规则，因此，货币体系规则的创新，只能在中国开始。中国能够完成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不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公权制”政经体制结构的价值导向。
虽然目前只有中国实行“公权制”，但公权制措施并非中国独有，甚至美国也可以采取部分“公权制”措施为他的目的服务。因此，在中国完成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的建设，不仅可以服务于中国，而且可以服务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改革，都需要来自外部力量和实践成果的冲击。
因此，意识形态并不是“公权制”措施运用的障碍，至少在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中亚、东北亚、中东、俄罗斯、中东欧，甚至美国，都有采用“公权制”措施的基础和条件、比如全民撒钱，甚至是当下的以MMT代表的改革实践。只要由中国起步的实践取得成功，就有机会向外阶梯式推动，由表及里、分步实施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分两个层次。基础货币的发行，是国家层面的活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而“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的生产、及其“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的证券化全球发行，是一个多层次参与、分阶段参入的过程。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将是一个推动多层次、多阶段、对“局限条件”的再“公权化”过程。其中包括央企、国行这些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经济机构，对“局限条件”的“再公权化”调整，尽可能压缩已经“私权化”了的体制制度“局限条件”。让这些“公权机构”更好地承担起“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责任。
还包括推动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的“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储备资产银行”的公权化，使之成为新型社会化、国际化、为全球提供金融与货币体系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权机构”。这个“公权机构”才能为所有公、私机构与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个“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开启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完全不同的新气象、新局面、新场景呢？
首先会有众多央企、国行、各大部委、各高职高校、各地方政府、各地方国企，纷纷研究以自身机构为发行主体，发行什么内容的国土证券、推动本单位、本机构、本地方“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带动周边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些项目涉及“硬核高科技公共设施”、“现代智能城市公共设施”、“现代智能新农村公共设施”等。这些投资方案将在相关平台上公开讨论、评估、比较，选出最紧迫、最有价值、最容易实施的项目，申请国家发改委的批准，与“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储备资产银行”签订意向发行合同书。
“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储备资产银行”根据国际资本市场需求和评估订购意向，核定发行计划的项目。进而，向全球各主权基金、投资银行推介，欢迎相关机构，批量订购各种专项国土证券。
这些活动，都属于务虚的过程，成本很低，动员面很大。集中全国、全球高智慧阶层的观念、思路、方案的碰撞，让更多未知的问题得到讨论。让国内外的知识界、经济界、政界对这个货币及经济规则创新工程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表达，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识。为工程的实施，提供更坚实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这也是对面向全球公众投资人的、国土证券零售市场需求的培育过程。为了未来发行成功，各机构的事先务虚投入、积累能量、提升品牌、扩大知名度，是非常值得的。
“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规则创新工程，是一项全新的经济实践，需要一个“热身”、“暖场”过程，这就是“务虚”活动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规划和储备“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投资项目，在各个“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层面做好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这个过程，需要国家层级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否则就根本不会有这个“规则创新工程”的准备和启动。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如果掌握特殊资源的机构先走一步，就可以捕捉到历史性、全局性机会。
“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规则创新工程，是一项对现存的世界经济架构、即西方经济学框架的整体性冲击，是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提速的高能加速器， 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成功启动和运营，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从经济规模总量上看，更有利于西方国家彻底脱困。
以这些活动为基础，就可以开始搭建“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发行交易拍卖平台”，平台骨干工程由多国政府合作投资，购买“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储备资产银行”提供的代理发行业务服务。
各类国土证券正式发行后，各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根据事先认购协议，批量购买。让各类国土证券发行机构，在短时间内获得资金，开展定向投资工程。
各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持有的各类国土证券，在一定期限内在“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发行交易拍卖平台”上向全球公众投资人定量均衡转售，获得批零差价收益和溢价收益。
由于国土证券有稳定的增值预期，较高的增值幅度，全球公众投资人会把国土证券作为储备资产购入存储，只在需要现金时才在平台上拍卖。这样就会形成巨大的全球公众国土证券储备资产收藏市场。
这个全球公众国土证券储备资产收藏市场的体量几乎没有上限，成为国际金融货币价值储备池，可以起到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全球各国形成的以国土证券为主体的国际金融货币价值储备池，其体量达到一定阈值以后，全球各国就形成超稳态经济结构。
在全球国土证券发行交易拍卖平台上，国土证券均以“数字证券”形式发行、交易、拍卖、储藏。使用各国主权数字货币换汇交易，极大地推动各国主权数字货币的应用和发展。交易便利性大大改善。又不会冲击商品消费市场。国土证券的发行极大地推动全球货币的流动性，但又不会诱发通货膨胀。相反，可以稳定各国币值，满足各国发行主权货币、扩大基础货币发行量的需要，支持各国经济发展。
国土证券不是货币，不能直接流通，只是“可无限循环增值储备资产”的证券化产品，但可以起到货币价值的储存功能，实现货币价值储存与货币分离、分置。稳定汇率，避免货币价格大起大落。
中国作为各类国土证券的主发行国，可以推动“优质货币”的发行，在国际上，发挥“良币驱逐劣币”的功效，通过国土证券发行总量或储备总量控制，调控各国“优质基础货币”发行总量。实现“货币自主”、“资本自由”，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各地“公共机构”和地方政府，主持投资建设各类“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可以极大加快硬核科技项目的建设速度、扩大建设规模。扩充中国以致世界经济的“核心资产”，使之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让公共资本、国家资本占据优势地位。
需要理解的是，“可无限循环增值”，是一个宏观概念。每一个微观资产都有一个正态分布的寿命周期。由不断推出建设的新型“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及未来形态的公共设施集合体，就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不断代谢更新的“可无限循环增值的核心储备资产群”。全球公众资本可以在这个核心资产群证券化市场中，不断交易更新，就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增值收益。
加大各高职高校硬核科技工程研究和产业化实验室建设项目，推动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让目前尚无能力建设的跨国高速客货铁路、高速公路、高速磁悬浮列车网、超高压电网、油气管网、运河水运网络、芯片生产互联网、碳中和净零排放能源产业互联网、尤其是全球普遍服务的5G、6G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高速、泛在、低功耗、低延时、万物互联、重塑安全的通讯网等工程，提前完成建设目标、广泛提高各种精准实施和操控的社会能力、调动各种新需求、提供各种新服务，让欧亚大陆从机构到个人迅速连为一体，走向超大规模系统的集聚生产、公权共享，构成具有全球集聚能力的战略优势，并向非洲延伸。
尽可能把世界连成一体，减小资源禀赋落差。强化技术产业化，让人造淀粉、人造蛋白、量子计算、量子通讯、可控核聚变能源等，早日造福人类。让利用可再生能源助力低价生产煤制甲醇，或直接生产绿色甲醇，代替燃油，大规模实现碳中和。
国土证券将国有土地地租利得与商品房价分离、分置，继续发挥公共土地可预期未来现金流贴现价值的金融功能，同时让房价回归物理商品价格定位。在不伤害商品房房主财产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其财富的拥有形式，更好地实现其财富的流动性，支援国家建设。
国土证券的运用，将彻底改变新农村建设面貌，一大批工厂化高科技农业项目，由“公权机构”投资落户各地农村，让中国农业快速走向现代化、工厂化、数智化时代。
国土证券的运用，将支持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等制度的早日落地，将《礼记.大同篇》描述的中国古老理想场景变为现实。
国土证券的运用，加速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面融合（简称“数实融合”），全面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在国际上，形成独立的、与现有“国际垄断资本市场”相区分和分离、与全球公众投资人未来资产性收益密切捆绑的、中国独有的“公权融资资本市场”。
当“国土证券”运行体系进入成熟期后，各国政府都会购入一批有稳定增值预期、且较高增值幅度的国土证券，作为本国发行基础货币的依据。或者以国有土地为依托，建设一批“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项目，自主发行国土证券，加入到本国国土证券的发行业务中来。
中国建立的这个以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必定能够形成新的经济价值快速增值、无限循环的经济体系。所有参与、参入这个体系的国家、机构、个人，都有机会获益，几乎没有风险。而且都成为这个体系的建设者、支持者。许多国家、机构、个人，由于参与、参入到这个体系中来，而摆脱困境，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也许有人问，不搞国土证券就不能实现上述目标了吗？很多项目国家不是一直在推动、一直在持续发展吗？有什么必要一定要通过发行国土证券来实现？为什么还把发行国土证券叫做“公权融资”？
上面提到的许多建设项目和建设工程，国家一直在投资和鼓励发展，但这些项目投资全部完成需要数千万亿，而财政收入有限，财政够拿出来的投资有限，财政还要减税让利。投资不足具有普遍性。仅仅依靠财政渠道筹资，就要延缓数十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指望财政增加投资，而要建立新的投资机制，用中国的优势资源换取投资。
但中国向全球转让的，仅仅是特定的“公共土地可预期未来现金流贴现价值”的证券化产品——国土证券。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不是产权、管理权、使用权。国土证券只代表这些“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的未来价值。
国土证券的价值早已经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相分离、分置了。这样的优势资源，现在只有中国具备对外发行销售的条件和资格。只有中国发行的国土证券在国际市场上有购买需求。用这样的方式来全球融资，节约财政投资资金，扩大投资力度，何乐而不为？
发行国土证券是一种融资行为，这种融资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完全不同。不仅性质不同，而且融资机制与投资机制的结构不同。债权、股权融资，总体上都属于“私权融资”。而国土证券融资属于“公权融资”。
不仅融资主体是“公权机构”，融投资监管有政府的严密监控，而且融得的资金也要定向投资，对设定的“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项目实施循环定向投资。不断提高“公共土地可预期未来现金流贴现价值”，这是与“私权融资”最大的不同点。为了在融资性质与投资方式上加以明确的区别，我们把国土证券融资称为“公权融资”。
随着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的实施和深入，会逐步完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体系。在新体系下，能够处理和解决各种实践中的难题。最大的实践性难题在于商品房的处理方式上。如何用国土证券将土地（包含公共土地以及私有土地两种场景）“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从房价中剥离出来，进入国土证券交易市场，降低商品房实际交易价格，同时处理不同地段、不同环境商品房交易的机会平衡问题。经过多年的思考，已经有了解决思路，但毕竟还需要在实践中充实完善。
现代经济发展变动要素，不仅有供给端发力方向，还有需求端发力方向；不仅有全球化方向，还有区域化方向；不仅有集权化方向，还有社会化方向；不仅有产业分工化方向，还有产业集聚化方向；不仅有决策自由的方向，还有行为监控的方向。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同样面对着不同方向的选择。最佳选择可能不是某个单一方向的约束，而是在不同层面多重方向发力的结合，形成多闭环系统的嵌套价值链。
在传统货币体系中，上述各对矛盾要素的发力方向和政策走向是分离的，是互不联系、甚至相互掣肘的松散型开放系统。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资本至上、以资本为中心、“私权制”的幼稚阶段特征。而在更高维度的“公权制”环境下，必然创立的未来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系统中，各种要素的发力方向却是相互支持、紧密联系的闭环系统。而且是多个闭环系统相互嵌套。这是本文推动的未来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系统，与传统货币体系的根本不同。
比如在传统货币体系中，作为货币价值的供给侧发力项，包括税收、石油开采、国际贸易商品生产等，与货币价值需求侧发力项，包括货币发行体系之间，虽然有国债债券建立微弱联系，但总体上是分离的，属于松散型开放系统。
在未来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系统中，作为货币价值的供给侧发力项，重点是：对“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的定向投资等，与货币价值需求侧发力项，包括：其“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的证券化、国土证券全球发行；发行筹资款项的定向使用；国土证券发行价值的市场评估；国土证券作为“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支持基础货币的发行等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数个闭环相互嵌套、构成紧密型耦合系统。
这种主权货币价值定向创生的多重嵌套闭环、紧密型耦合系统生产体系，让货币价值的创生，成为一个可规划、可预知、可调控、多重社会化参与和评估监督的“内生性”机制，完全摆脱“外生性”货币的干涉与影响。
这种主权货币价值定向创生的多重嵌套闭环、紧密型耦合系统生产体系，把货币价值的创生，与从宏观层面，为数实融合产业改造，提供重资产公共设施建设，完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形成资本流向的闭环系统。不会干扰到消费货币总量和流动性。基础货币的增发，不仅不推动通货膨胀，相反，由于这个体系中，“公权机构”大规模完成“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输出”，可以有效改善商品生产环境和降低成本，有利于商品价格的稳定，增加生产服务企业的实际利润，最终提高劳动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的增长，完成基础货币价值向消费终端的传导。形成正向外部性无限循环增长。
在工业化时代，劳动分工、产业分工，是生产方式的主流。
在数实融合时代，要素集聚、产业链集聚，是生产方式的主流。
在工业化时代，产业分工，靠私有资本投资和竞争。
在数实融合时代，产业链集聚，靠政府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价值的前置性创生；靠“公权融资”货币价值生产体系建设；靠定向投资，新基建重资产公共设施的“公权供给”；靠“公权机构”的“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输出”。依此，完成对工农商全行业数实融合改造。当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具备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能力，就可以超越传统生产方式维度，解决低维度体系中不可解决的问题。
中国国情与现阶段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产业空心化，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门类和最高效的产业链。美国的研发和高端制造业实力雄厚，在美元低成本宽供给环境中，数实融合可以由少数企业集团自主完成。而在中国拥有大规模的中低端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如果没有国家对新（旧）基建、重资产公共设施的“公权供给”，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输出”，全社会数实融合，就不可能快速发展，就会落在时代的后端。在传统货币体系中，中小企业实现数实融合的道路太过漫长，改造成本难以消化。在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规则创新工程的支持下，运用“公权融资”，集聚全球公众信托投资资金，实现财政投资货币来源的换轨，促进财政支出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公权机构”服务能的提升速度，以各种公共价值输出方式，支援中小企业快速完成数实融合改造。
摩尔定律建立在高增长的前提之下。没有社会需求的高增长，就没有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反映的是市场需求的迭代增速，技术进步是满足这个市场需求迭代增速的努力过程。
在数智化时代，市场需要的经济增速才是硬道理。人为地被压低增长速度，只会带来质量迭代的延缓、质量提升的滞后。高增长需要充裕的资本投资、宽松的营商环境、多样的市场选择。
举国体制在工业化时代早期项目上，尤其是在不追求数量的军工、航天领域，经常能够实现快速的赶超。但在数智时代，对于民用数码产品来说，市场迭代压力的驱动，才是“王道”。在这个领域，工业版的举国体制就可能失灵，需要建立新架构的数智版的举国体制。
数智版的举国体制，面向的不是一项产品、技术、企业，而是着眼于整条云智集聚板块化产业链的建设。重点搭建“公权融资”和“可无限循环增值产业化机制”。
其实，不仅是数码产品，所有民生改善领域，是不是都需要依靠市场迭代增速的驱动？是不是都需要充裕的资本投资、宽松的营商环境、多样的市场选择？
快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质量，快速提升人民的实际收入，强化“云智集聚净零排放涉能公共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向民生产品输出更多的“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为此，创生“公权融资”，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世界人民所期待的，是各国经济均衡、快速的增长，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就是硬道理”（余永定）。带动世界快速增长，是中国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必须为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制定可行的目标、规则和方案。
而现在，世界经济的“私权制”基本规则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制定的，其目标是实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自身财富的增长，与世界人民的期盼相背离。这是世界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公权制”中国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在中国实践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新规则，创立经济增长的新机制，展现经济增长的新范例。
“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规则创新工程，是中国承担自己必须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种选择。是弘扬中华民族上古先民以纯贞质朴形式和方式，创造的“公权制”国家体制、“公权融资”、“公共价值生产”、实现“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输出”伟大文明的长期实践成果。让这些伟大实践与现代经济现实相结合，突破狭隘偏见和历史过程设定的“局限条件”，聚集全球公众投资信托投资资金，结成命运共同体，为消除世界发展主要矛盾、加速改善世界人民生活做出贡献。
“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规则创新工程，既是多重嵌套闭环、紧密型耦合“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生产系统，又是不断吸纳系统外部“公众资本”，又向系统外部不断输出“公共价值”的耗散系统。
这样一种既有多重嵌套闭环、紧密型耦合核心系统，又有内外交换、普遍耗散的外部结构，支持了从“公众资本”、“公共资本”、“国家资本”、“国际资本”、再到“公众资本”，结构化的相互“反身转换”循环。这是“资本民主”最重要的制度、规则、机制基础。
货币自主、资本自由的全球化“资本民主”，是世界人民的渴望，但在“私权制”主导下，一直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公权制”体制，加上数智时代的数实融合生产力发展的强烈需求与“资本霸权”间的尖锐矛盾、带来改变规则的机遇与强大动力，才有实现的可能。有了这个基础经济结构，就可以保障中国和世界永远走在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道路上。
总之，“公权融资-国土证券”国际经济与货币规则创新工程，并不仅仅以一项单纯的商业活动，更是完成国际规则体系创新的战略性基础。是中国承担起向全球输出金融公共品生产、服务的历史责任。是带领各国维护金融主权、扩大主权基础货币发行，获得“货币自主”、“资本自由”的必由之路。是把全球公众资产性收入与以中国为首的“国家资本”扩增、与“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储备资产”产业化创生紧密挂钩的世纪工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