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诟病为一种“男人”的艺术，除了演员以外，在一部电影的演职员表和其相关的宣传里，我们往往难觅女性的身影，在大银幕上，讲述的大多也都是男性的故事，女性在其中往往扮演着的，只是一个以供窥视的性感符号。
在一百多年前，美国的纺织女工们喊着“我们也要面包加玫瑰”的口号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取同工同酬和选举权，而在一百多年以后，这场斗争在电影行业中仍在继续。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之中，女性观众已经成为了电影消费群体绝对的主力，但在电影行业，女性的声音却似乎弱不可闻。作为一种集丰富表现性与广泛宣传性为一身的“大众艺术”，以女性主体讲述女性故事的“她”电影需要更多的人看到，而女性电影工作者的声音，也需要被更多的人听见。
为此，2021 HiShorts! 厦门短片周特别策划“女性电影”主题放映，其中的几部影片：《与往事干杯》、《过年回家》、《牛郎织女》以及《福冈》，均以不同的风格和角度，对九十年代、新千年以及今天的女性境况进行了诚挚的描绘，与此同时，如同女性主义运动一样，在它们中又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从而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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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妇女节刚刚过去，为纪念并尊敬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做的贡献，我们特带来《福冈》与《牛郎织女》的映后交流实录。
# 一场女性对男性的拯救之旅 #
在《福冈》的放映结束后，导演张律来到现场，围绕“情感”、“女性”、空间”等问题与观众进行交流，一些回答和思考，对于另外几部影片而言也是成立的。
影片《福冈》讲述了一个“平而不淡”的故事：首尔一家书店的老板与一位少女结识，两人相约共赴日本福冈，寻找到老板的昔日好友，在三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
张律导演首先谈到了电影中的“漂泊感”——三人从一处行走到另一处，无所谓目的地，却又始终在寻找着一个归宿。在他看来，“‘漂泊感’可能是现在大家生活的常态，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岁数，能够在一个地方做一件稳定的、持续的事，现在越来越少了……每一个人都是漂泊的。”
实际上，在张律导演的其他作品里，也或多或少能找到人物的“漂泊性”。这或许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身为出生在内地的朝鲜族人，且多年辗转在中、日、韩、蒙等国家，同多国的演员合作、进行电影创作，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漂泊”。
在谈到电影中的文学元素，比如《金瓶梅》和村上春树，张律导演回答说，自己并没有特意追求“文学性”。他没有专门设计它们的出场，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文学偶然“闯入”了这部电影；同样“闯入”的，还有电影中看似即兴的创作段落。
不过，张律导演并不将这些段落视为真正的“即兴”。
他认为，所谓的“即兴”也是一种“闯入”：“电影是用剧本等材料搭建的……在基本的材料之上，即兴的东西加入进来，能对电影中情感的充沛和厚度有所帮助。”
电影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在《福冈》里，几位主人公的情感关系构成了影片的全部内容，观众跟随少女素丹的视角，进入两位中年大叔的世界，了解到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沉湎于一段不甚成功的感情，当下的生活，是他们在过往的阴霾之下的延续。由素丹发起的福冈之旅，是他们打开心结、与自我和解的契机，于是，像时空复现一般，两人再次同时被一位少女所拯救。
素丹自己与一位当地书店里的女店员互生情愫，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女性，在东京电视塔的见证下，深情相吻。一些观众表示，对她们的感情何以走到这一步感到困惑，张律导演的回答是：“无论是男女，或者是女女、男男，都是最正常的情感的关系。很多爱情，（过程）只有她们俩才知道，我们是从结果里才知道的。所以我拍片子的时候，我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他也强调，如果这场戏换成一男一女，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奇怪，所以要思考，对与主流不一样的情感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 关于忍耐与爱的力量 #
《牛郎织女》成片于2008年，这部影片的三大核心主创：导演尹丽川、编剧阿美、制片人文晏三人都是女性，同时其讲述的故事之中，女性也占据着某种主导性的作用。在男性主导的电影行业之中，这部影片的出现无疑有着某种强烈的象征意味。
无独有偶，在电影《牛郎织女》的映后交流活动中，导演尹丽川谈到，在影片上映之初，人们更多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待它，如认为电影反映了底层人的困境、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等等，但今天，观众们已经发现了其中蕴藏着强烈的女性情感表达。
片中，逼仄潮湿的出租屋，成为南下务工的一男两女唯有的世界，两位女人对男人的爱情，和她们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让三人形成了一个古怪而不稳固的三角结构。
空间的不断压缩和降级（故事中，三人从分住两间屋子变为一间，再到最后变为一座极具象征意味的土坑），逼迫人物将内心的情感和情绪和盘托出，而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正是尹丽川导演拍摄此片的初衷。
影片中，张一饰演的大萍和颜丙燕饰演的海丽之间，形成了一种女性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作为插足她和陈进之间感情生活的“第三者”，海丽的存在无疑是大萍心中的一根“刺”。但海丽却成了大萍的“老师”，教她做饭，教她如何做一个母亲，教她如何在离开男人之后也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下去。
在最后，海丽戴上了大萍用毛线编制的帽子，而大萍和她的孩子也都戴着同款。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似乎组成了一个家庭，陈进在其中反倒成为了被排除在外的“他者”。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女性身体中的忍耐与爱的力量。大萍在影片中，一直在织着毛衣，就像是一个真正的“织女”，哪怕生活破碎不堪，她也不会去丢弃、去毁坏，而是伤痕累累的双手去编织、修补与创造。同时海丽对大萍母子的帮助和对创造更好生活的渴望，俨然也是编剧阿美创造的另外一个“织女”的形象。
借着女性的忍耐与对生命的爱达成故事的和解，是阿美在她的剧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编剧阿美眼中，书写女性的故事是她源于性别身份的“自觉”。
“因为我是女的，我天生就会写一些女性的话题，这种视角是自身性别带来的，我没有刻意地想改变什么。”
而这种出于性别身份的“自觉”，便是女性电影人在创作“她”电影时最宝贵的部分。当我们试图去书写一个时代的故事时，书写者的身份同时也决定了这个故事到底是属于谁的。
在女性力量在电影行业愈发不可或缺的当下，我们期待着更多“她”电影的出现，在这个男性叙事的时代里，去书写属于女性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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