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孙小川

随着观众需求的改变，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占据了影视作品的大多数。从“悬浮”到“落地”，如今观众更想从影视作品中感受真实的生活。24日收官的家庭生活剧《亲爱的小孩》引发了诸多讨论。日前主演秦昊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关于对人性复杂面的呈现、观众对作品传递内容的认知，他直言：“影视作品不应该把价值观强加在观众身上，我们把所有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观众看完有探讨、有反思，这才是作品真正完结的节点”。除了《亲爱的小孩》带来的社会热议，秦昊也分享了自己对演员职业及影视行业发展的看法与理解。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亲爱的小孩》引发的“制造焦虑”“人间真实”等争议？

秦昊：我觉得争议是好的，其实《亲爱的小孩》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想做的就是两性关系。不管导演还是编剧，我们的创作初衷都不是搞对立，只是把那些因为每个人不同性格、不同立场造成的矛盾展现给大家。大家能够讨论这些，这其实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反应。在我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就应该是把所有的东西表现出来，然后跟观众去探讨，而不是说提出一个观点让观众去接受。

比如剧中方一诺不让肖路看孩子这个点，我也看到有些女性观众留言说“就是不应该让肖路看孩子”，但有些男性观众会觉得方一诺太过分了。其实我认为探讨的本质就是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对一件事情有所判断，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大家看完影视作品有一些反思，这就是一个作品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演员拍完，观众看完作品之后去讨论，讨论完自己有思考，这才是作品真正完结的节点。

作为戏剧来说，我也不想让肖路出轨，因为出轨确实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不出轨，只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离婚，虽然也不是不行，但这会影响到后面方一诺不让肖路看孩子这件事的合理性，对方一诺这个女性角色又会有所损失。如果只是因为性格不合导致的离婚，那么不让看孩子这个点也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行为逻辑，所以只能让男性角色出轨，这也加剧了离婚之后二人分割财产的撕破脸皮，等于又给方一诺不让肖路见孩子加了一把火。

这是从戏剧创作上做到的一个逻辑点，但是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控制不了的。作为影视作品，只能说从自我的逻辑和行业认知上尽量把这件事情做的完善一些。当然我们作为创作者也会有所反思，通过一些观众的反馈，包括自己的创作初衷，去进行一个复盘。

环球时报：您对肖路这样矛盾、复杂的性格怎么看？

秦昊：其实无论导演还是编剧，我们在塑造肖路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有一个人物前史的，可能在前几集还不能完全看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能通过一些吵架的片段去了解他。但是整个剧看完以后，观众就会慢慢理解肖路的一些行为动机。

首先是他的原生家庭，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母亲拉扯他们兄弟二人长大，可能由于长期缺失父爱，他虽然想做一个好父亲但不知道如何去做；他看着母亲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也想给母亲和弟弟最好的生活。这些是肖路这个人物的前史，所以他在医院里面手足无措、对母亲和弟弟的迁就，这些都是通过人物整个的成长过程形成的反应，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以好或坏来评判任何一个人物，尤其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当我们经历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或者有一些人生阅历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是简简单单以好坏来评判的。

环球时报：为什么会在塑造角色时习惯性地探究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可能是正面人物的阴暗面或者反面人物的闪光点）

秦昊：还是为了更深入地塑造人物，之前也常有人说演员到最后拼的一定是文化，我认为在生活中的成长、对生活的认知、从生活中得到的智慧，这些就是演员到最后要拼的东西。所以为了能够让观众共情，让观众觉得荧幕里面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我觉得应该挖掘角色的另一面，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不可能只有一面。

环球时报：在《亲爱的小孩》中，肖路的心路历程分哪几个阶段？

秦昊：肖路的变化也是大家在剧中看到的，从前期两头受气，到离婚之前的挽留，再到离婚后清算财产撕破脸皮。为什么他的很多反应让有些人看了觉得压抑、生气，恰恰是因为它的“真”，说明它触碰到了某些人的痛点。虽然剧中人物的故事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并没有经历过，但我身边一些人的经历，包括我看的纪录片、大家传的一些八卦，都能在剧中隐约找到影子。

剧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残酷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跟导演、团队之间探讨过的，就是夫妻二人走到离婚会不会因为财产问题搞得像仇人一样，我们很多人讨论之后，发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不少。我觉得只要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就会打动到人。此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毕竟是一个剧，我们在考虑它真实性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它剧情推进的部分。如果没有最后两个人那样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也达不到方一诺不让肖路见禾禾的剧情发展。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有真有假，又要符合戏剧逻辑，如何推动剧情发展、如何让人物更符合行为逻辑，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来进行设计的。

环球时报：《亲爱的小孩》中有即兴发挥的情节吗？

秦昊：跟方一诺领完离婚证之后，肖路一个人坐在民政局门口抽自己巴掌，那个地方就是我后加的。因为那个时间点也特别巧合，当时有一首歌很火叫《用力活着》，是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偶然看到的，一个路人拍摄的视频用了这个音乐，里面有一个男的在河边抽自己巴掌，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这个画面让人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我就跟导演聊要不要按照这个情节加一段，我觉得肖路在那一刻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导演也觉得很适合，于是我们就加了在民政局门口抽巴掌的一个戏，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生活，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环球时报：您是否会在家庭事业二者之间做取舍？

秦昊：其实每个人都想兼顾家庭跟工作，但是我的职业确实有些特殊，可能一进组就是几个月，所以有些时候我太太也经常开玩笑说她感觉自己嫁给了一个海员，一走就是几个月，有时候赶上两个戏连在一起也可能半年多。我觉得这个行业最心酸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你不得不经历跟家人长时间的分离。

这次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但这一两个月生活节奏慢了下来，在家陪着家人也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东西，我最近确实觉得之后在工作上面可以慢下来一点，多兼顾一些家庭。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当下影视行业部分项目不以内容、演技为重，反而更在意流量这一现象？

秦昊：我之前也会觉得过度在意流量是不是会造成很多实力和关注度不匹配的情况，会埋没真正有实力的人，我跟一个制片人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一些所谓的不以内容为重、更看重流量作品，其实跟受众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市场。每一种表演都有欣赏它的人群，只要有观众，存在即合理。

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还是要用市场来决定，市场会选择应该留下的东西和不能留下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在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了。我不建议任何一个人去定论这件事情谁是好谁是坏，就像我们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一样，我们不传递好与坏，还是更多让观众去思考，观众也有这样的智慧。

环球时报：演员“标签化”是一种限制吗？

秦昊：在我看来，“标签化”是对演员的一种限制，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每个演员有自己的选择，可能有些演员喜欢这种所谓的“标签化”，认为饰演同类型的角色更适合自己。这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可能市场会给演员一个标签，但接不接受这个标签、后面的戏还要不要按照这个标签走下去，这是由演员个人决定的。

我个人是反对“标签化”的，《亲爱的小孩》找了我一年左右的时间，前期我一直是拒绝的，到最后可能因为改动剧本，还有老团队的“革命情感”才慢慢接受。就是因为之前刚拍完一个生活剧，也是夫妻二人，有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再接这样一部戏对我来说，一个是怕“标签化”，同时我也觉得这部戏给我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因为同样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生活剧，又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事情，我要用很大的精力来区分这两个角色，怎么样尽量让这两个角色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怎么能让这两个人各有风格、性格鲜明，这也是当时接《亲爱的小孩》之前最困扰我的地方。

环球时报：在选择影视项目的时候更注重哪些方面？

秦昊：首先看剧本，剧本是最主要的，之后再看主创团队的组成。

环球时报：影视作品如何做到既受本土观众喜欢，又让海外观众接受？

秦昊：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品能够成为经典，或者说能够受到世界各地观众的喜欢，它们有一个共通点，最终都会落在人身上，会着重描写人物之间的情感，所以还是要看题材和讲故事的角度是不是更能够让大家接受。现在的观众都很聪明，他们不需要影视作品去教他们做什么，只要把社会现实的东西生动、真实地表现出来，观众会去反思的。只有观众真正去思考，影视作品才能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形成这样的“闭环”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多一些真诚的表现我觉得会更好。

环球时报：国内影视行业有哪些发展趋势？

秦昊：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格来说中国未来的影视发展是什么样的，但是从心里来说，我早期拍很多文艺片，想把一些很真诚的东西展现给观众，慢慢到现在，有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能够引发观众深刻思考的作品能来找我拍，光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很坦然地说中国的影视行业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由衷地感恩。

环球时报：对当前国内影视行业提一个建议。

秦昊：最近通过陪女儿看动画片，我得来了一个新认知，在这里浅谈下。我觉得中国影视行业目前可以试行下分级制度，现在我女儿看动画片会经常问我里面的人是好是坏，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好坏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划分，成年人的那些观点也没办法让那么小的孩子理解。

前段时间我刚给一个好莱坞动画片《坏蛋联盟》配音，这里面的角色都是坏蛋，但他们都想成为好人。我女儿就会经常跟我探讨：“是不是做了坏事就是坏蛋”？我告诉她：“虽然他做了坏事，但是他想做一个好人”。现在孩子的世界里面会有这些探讨，反而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变成了非黑即白。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分级制度，分级制度就是成年人思维的作品给成年人看，儿童思维的作品给儿童看。

环球时报：国内外比较喜欢的作品或者从业者？

秦昊：克里斯托弗·诺兰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的导演，比如他的《星际穿越》，即使有宏伟、科幻的外壳，最后还是落在人与人的情感上，他很多片子也都是这样，这个点很棒。像《敦刻尔克》，包括之前很多的战争片展示出来的残酷、血腥，都是让大家有一个反战的思考，其目的并不是让人变得好战。我们《亲爱的小孩》也同样，它的一地鸡毛、压抑要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对婚姻的思考。

环球时报：近期是否有新作品跟观众见面？

秦昊：有跟辛爽导演二度合作的12集短剧《漫长的季节》，今年应该能跟大家见面；后面还有一个算是新尝试的作品，叫《大博弈》，周梅森老师原著兼编剧，它是一个有时间跨度的作品，讲一代企业家的故事，可能很快也会跟大家见面。

关于《大博弈》还有一个小故事，因为这个剧本是周梅森老师的小说改编的，十几年前这篇小说发表之后，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来的是中国一个很有名、很成功的企业家，对方说：“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不认识，为什么你这本书把我经历的事都写出来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出来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让人共情的，我也觉得剧本里面的人物刻画得很真实，所以就尝试了这样一个作品。

《环球时报》2022年4月27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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