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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系列海报】
 

 

编者按：

知乎上曾经有个讨论叫作“人脉对于从事电影行业的人，有多重要？”，底下的观点呈两极分化：一种是“电影入行不难，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入行的机会”，与之相反的是“电影圈是熟人社会”。对于国内电影科班出身的学生而言，进入“电影圈”尚且是一个难题。那么，对于一群想做电影却始终徘徊在电影圈外的人来说，他们又该如何打破专业、身份、年龄等限制，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在过去的几年里，曾有一批“非电影圈”导演在HiShorts! 厦门短片周如一匹匹黑马脱颖而出。2023年，在五周年到来之际，HiShorts! 推出人物专访特别企划【局外人】，讲述6位“局”外导演背后的故事。

 

 

四十多岁决定从广告从业者转行做导演，需要多大的决心？

对于很多人来说，在中年时期变换赛道可能意味着失败。但对于曾志而言，他并不害怕失败，更希望能够诠释出自己心中“创作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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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今年48岁，之前在北京从事多年的广告行业，自己创立的广告公司目前在业内发展的也数一数二。但从几年前开始，他身上也多了另一种身份——导演。他的短片作品《清洁》曾入围2019年 HiShorts! 剧情单元，其之前的广告作品也曾多次获得戛纳广告节、One Show、时报亚太广告奖等国际广告大奖。长片电影《这周五的游乐场》也入围了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

 

 

 

“老曾”，是曾志的微信名，也是周围朋友对他的昵称。笔者在三里屯的一家街角咖啡店对老曾进行了一次采访。老曾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创作动力，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对生活保持敏感，并将其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在老曾的身上，我们不曾发觉他有任何的焦虑不安或是中年危机，反而更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乐观、对创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摇滚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老曾最早是学美术出身的，在青年时期，国外文化在国内盛行。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很多来自美国、欧洲的电影。如今回想起这段时光，他第一个想起的是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在这部电影中，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布景和分镜之外，更是散发着强烈的人文特质，深深地吸引了他。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影的深厚魅力，也在他心中悄悄埋下了创作的种子。

 

 

除了对电影的热爱，他还钟情于摇滚音乐。从老牌的披头士到枪花、皇后、山羊皮，再到当时初露锋芒的酷玩乐队和林肯公园，他曾是这些乐队的狂热粉丝。在被问及究竟哪个乐队是他听得最多、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时候，老曾毫不犹豫地回答：涅槃乐队NIRVANA。

 

NIRVANA在成名初期被贴上了“垃圾摇滚”的标签，被边缘化于主流摇滚圈之外。他们以独特的节奏和曲调传达出一种颓废、绝望和厌世的情绪。但随着主唱Kurt Cobain饮弹自尽，NIRVANA在辉煌之巅也宣告解散。Kurt Cobain离世前，在遗书上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这句话不仅成为了NIRVANA的终章，也在音乐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反映了一种对自由、真实和不妥协的态度。同时，这句话也对应着曾志当下的创作状态。 

 

或许是受到那些摇滚乐队的音乐精神影响，老曾在九十年代与朋友一同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并担任鼓手的角色。当时，国内的摇滚音乐正经历着一个黄金时期，而北京则是国内摇滚的中心。受此启发，老曾与周围的乐队成员商量后决定前往北京发展。通过在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中从舞台美术和广告设计中攒的三千块钱，老曾和朋友们踏上了北京之旅。然而，世事无常，刚刚抵达北京，乐队就遭遇了解散的命运。提到这段经历，老曾无奈地笑了笑，对他而言，这段往事成为他人生中一个令人感慨的片段，映照着梦想与现实的交汇，亦是一个美好而又遥不可及的梦。

 

 

梦想破灭后，老曾并没有匆忙离开北京。相反，他开始沉浸于音乐的生活，每天都在五道口欣赏演出。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包括现在的艺术家时晓凡、废墟乐队周云山、左小祖咒、声音碎片等。当时，石小帆正在为摩登天空拍摄封面，他们在空余时间一起度过，玩得不亦乐乎。然而，等到手头的三千块钱花完后，有人提醒老曾说：“你是不是该考虑去找份工作了？”

 

“是呀，那会儿觉得该去上班了，毕竟生存才是最基础的。”
 

 

看到一家广告公司正在招聘，要求具备美术基础，老曾考虑到自己曾学过绘画，于是怀着试试运气的心态参加了笔试，意外地被选中。那时候，这家广告公司正是奥美在北京刚刚设立的分公司。老曾调侃地说，在刚刚进公司的培训上，奥美的创始人宋轶铭亲自到场，看了看现场后说：“我们这个广告公司里，来的是做不了画家的就来做美术，做不了小说家的就来做文案。”老曾回忆道：“当时做广告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艺术家，因为生活所迫，就来做广告谋生。当年广告和传媒算是一个相同的大类，是很类似的一拨人在做。”这段广告生涯成为老曾职业生涯中的一段丰富经历，也为他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挑战。
 

 

讲到这里，老曾说他其实从内心里很佩服当时身边一起玩摇滚的朋友。无论是老朋友木马乐队的主唱谢强，还是二手玫瑰，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堪称奇迹。回顾当时的情况，九十年代初在北京追逐摇滚梦想的道路并不保证成功，坚守不懈的决心更是难以想象。每周一场演出，演出费在1000到2000块之间，要分给四个人。考虑到生活的种种压力，如成家立业，这变得更加艰难。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选择了放弃，可能离开了北京，涉足房地产、销售等其他行业。还有一些人可能像老曾一样，没有离开那么远，而是转战到广告行业。这个时期的艰辛选择成为了每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抉择。

 

 

老曾说，当时的谋生手段有很多，有的人就去搞纹身了。很久以后到了谢强结婚，邀请了之前一起玩过的好多人，大半个北京的摇滚圈都来了。在婚礼现场，座位分布非常有趣，中间设有一条道，一边是摇滚音乐圈，大家都是各种染发穿环大花臂；另一边全是白领，都是来自传媒圈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没有彻底离开自己喜欢的圈子，不能算远离，因为都沾着点边。”但无论如何像他这样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游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回归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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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我都解决不掉
 

聊起这些往事和回忆，老曾的嘴角洋溢着微笑，我们仿佛能跟着他一起看见那段岁月在眼前流淌，留下点点斑驳的痕迹。或许也是年轻时那个“美好而又遥不可及的梦”的遗憾，让他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中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坚持和热情。

 

随后，他分享了目前手头上的一些创作项目。按照他原本的规划，这两年应该至少完成两部长片和四部短片。然而，由于过去三年的疫情，实际上只完成了一部长片和两部短片。 
 

在老曾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充满他个人经历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成长的经历。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这成为他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创作的过程中，老曾特别关注“人”，将所有事情都从“人”这个角度出发。他小时候父亲去世，因此他的创作中充满了对父子关系的探讨。

 

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项目《日落大道》，与好莱坞的《日落大道》同名，但这部电影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包含了他个人的一些影子，地点设定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回家寻找死去父亲转世，并最终接受真实的自己的故事。此外，他还提到了一部剧本《大鹅》。故事中，一个小男孩在上学的路上总是遇到一只特别大的鹅，展开了一场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亲友和朋友，但也在失去中学会了成长。在放暑假的时候，他必须照顾妈妈和妹妹，避免与大鹅相对。于是，当暑假结束时，兄妹俩决定冲向那条必经之路上的大鹅。然而，当他们冲过去时，发现那只大鹅已经不在了。这个故事也涉及到父亲的缺失。 

 

 

老曾的第一部长片名叫《这周五的游乐场》，是一个女性题材的故事，在故事中丈夫的角色也是省略的。很多人在看了这部电影后还特地去问他，以为是一个女性导演拍的一个女性电影。 

 

 

提到这部作品，他坦言这部作品并没有达到他设想的一个高度，但他也并不是把创作的未来都压在这一部作品上，选择拍摄这部电影主要是出于一些现实因素。当时全国都处于疫情封控中，从可执行性上来说的话在北京比较方便。其实当时老曾有考虑过在家乡湖南拍摄这部作品，已经开始着手改剧本了但又遇到了长沙出现阳性。跑来跑去，考虑到预算，最后决定还是在北京拍。
 

 

在交谈的过程中，老曾透露了另一个深藏在心底的原因，与他之前执导的一部短片《气球》有关。虽然这部短片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广泛观众的接触，但在海外已经开始准备发行工作。一家海外宣发工作人员观看后与老曾交谈，提到片中存在一些对女性不太友好的元素。“当时听了之后我很诧异，因为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说我对女性挺尊重的，我私下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人。” 这番话成为了老曾心头的一小块心结，因此在筹备长片时，他发现自己的剧本里有一个专门从女性视角出发讲女性的故事，名为《这周五的游乐场》。“把它拿出来也是希望考察自己是否有一些能够从自己男性视角跳脱出来，从一个相对公平和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两性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也想挑战自己，看看能否用更细腻的方式讲述这种亲子关系。对老曾来说，这次拍摄已经变成了一次自我挑战。

 

在电影拍摄的初期，老曾并没有将市场方向放在首要位置，而是专注于将这部长片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尽情释放自己的创作激情。然而，在疫情的影响下，拍摄过程中多次遭遇了开工停工的困扰，导致原计划的200万成本预算被迫超支一倍。拍摄团队的不断更替也导致成本倍增。在面对这些困境时，有人提出放弃，甚至有主创团队成员因新项目而选择离队。然而，老曾从未放弃拍摄的决心，哪怕花费再多金钱，也要完成这部电影。他坚信作品的完成是一种使命，是对自己执导的故事的责任，这种坚定的信念驱使着他持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在采访中，老曾表示他从未将预算上的困难看作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剧组的会议上，他故意说那些金钱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正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反话，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团队，除了经济之外的问题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克服，不要轻言放弃，激励大家继续努力。回顾这段经历，老曾强调他关心的并非成本的多少，而是追求作品的完美，使其成为他导演生涯的开篇，没有太多遗憾。对他而言，这部电影的制作是一场关于信念和执着的冒险，而不仅仅是关于预算和资金的问题。

 

“现在回头来想，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半途而废。就算花再多的钱和代价，在我自己心里是已经是认可的了。有很多开销，已经是超出预算的两倍或者三倍了。虽然口头上说钱的问题解决不掉，但是私底下上我都想办法解决了，给他都解决了。”

 

尽管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老曾的关注点并不是开销多少，而是作品的质量。他想尽可能地制作出一部尽善尽美的作品，即便这使得预算超支两到三倍。对他而言，作品的完美和观众对其的认可更为重要，这也是他对电影创作的执着和追求。“我唯一担心的是有时候各方面做的还不够到位。”老曾举例，“如果说已经拍了一半突然被叫停不让拍了。那这段时间里所有人的工作都浪费了，这才是最让我担心的地方。”

 

 

我是一个

“老新”导演
 

在与老曾的交谈中，笔者可以感受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成熟和沉淀。然而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仍处于一个起步的“青年导演”阶段。对此，老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老新导演”  ——— “我是一个很老的新导演。因为我从事创作的时间，做广告从20多岁那会儿很早就开始了。但从事电影很晚，就像很多有些导演进这个圈很晚，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老新导演’。” 这个自我定位既表达了他对电影创作的热情和努力，也承认了自己在这个领域相对较晚的起步。这种坦然的态度和对创作的执着展现了老曾在成长与创新之间找到的平衡。

 

 

对于老曾来说，广告是一项为客户提供的定制服务，他的工作围绕客户的期望和品牌进行。然而，电影对他而言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充满了未知和自由，是由内心的冲动和欲望所驱动。从广告行业转向电影领域的老曾，虽然在片场工作上有相当熟悉的经验，但面对电影创作时，他发现最大的困境并非经济压力，而是缺少一个了解自己并且具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人。电影创作的基础离不开人际合作和团队建设，尤其是一个有经验的制片人能够为导演提供支持，会使得整个创作过程更为顺利。

 

提到当下从广告转行到影视圈，老曾表示人生的阶段就是这样的世事无常，有时候没法全部按照自己的规划去按部就班地实现每一步。可能自己提前设想打算的计划，和最后在现实中能做的，存在着天差地别的距离，所以只能一步步地去调整，不断往自己规划的方向上去调整。 通过这种对生活变化的接纳和对逆境的灵活调整，笔者在老曾身上看到了在面对人生转折时的深刻理解和坚韧心态。

 

 

在回顾自己从广告行业转向影视圈的经历时，老曾深有感触，他说人生的发展充满了变数，很难完全按照个人规划一步步实现。他在04年的时候曾经在创作上小试牛刀，为地下乐队拍摄音乐视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拍摄MV并不能带来盈利，于是被迫回归广告公司的工作。后来，老曾在广告行业里自立门户，开了一家至今已然规模不小的广告制作公司。

 

老曾分享了他当时的想法：通过先赚钱来稳定生活，解决经济问题，再考虑投身创作。在近十几年，他一直在反复思考自己在管理者和创作者之间的身份。有时在看到一些电影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时，他会不禁思考如果是自己，会如何设计场景和拍摄镜头？最终，他认识到自己更倾向于成为一个创作者而非生意人，因此选择回归到创作领域。

 

 

遵循内心的方向让老曾感到更加舒适，挥洒自己的创作欲望能让他感受到自己鲜活的生命，也使他的创作状态更为自然和出色。如果一直被他人视为生意人，老曾坦言自己会失去一些自在感。“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管理型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生意人。回归到创作的领域会让我感觉更加舒适。这个人的状态也会更自然，更好。如果一直被别人当成生意人来看，其实没有那么自在、坦然。甚至有时候如果自己看到一些别人的作品，很一般或者说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或者进步空间，就会有一种想去自己创作去表达的冲动。”

 

作为一个“老新导演”，老曾比很多年轻导演更为实际。尽管涉足长片创作时可能存在担忧，但即使前几部作品遇到问题，他仍会不断调整方向，努力做得更好。老曾强调，他不会因为第一部、第二部或者任何一部作品遇到问题就轻易转变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明确的规划和期望。

 

“如果作品能够先获得专业评委和观众的认可，尤其是在A类电影节上取得一些成绩，那再好不过了。”对于普通观众的认可，他并不着急。他认为他的作品在审美习惯和经验上与当下市场主流存在一定距离，普通观众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来自完整工业体系、带有类型元素和市场需求的电影。在他的规划中，专业认可是他作品的第一步，通过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就，他希望获得对作品的有益反馈和认可，同时他本身并不排斥作品的商业属性，毕竟老曾的出身是从广告转型过来的导演，所以对商业元素商业操作并不陌生，反而更加敏感。他觉得个人表达强烈的艺术片与更受市场欢迎的商业片之间是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的，在国内的环境里尤为明显。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非常困难，需要导演具备极高的创造力和艺术修养。
 

 

近几年，老曾去过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国内的长片电影节。这次去平遥，他说他对国内年轻观众的印象稍微有一点改观，他觉得年轻观众在当下很难讨好，很难被取悦。但老曾也直言，自己的目标不是取悦他们，而是先完成自己作为导演、作为电影创作者该完成的任务，不断去积累创作验。“不管谁骂也好，谁批评也好，我觉得我要先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自己的作品叫座又叫好，那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很显然叫座又叫好在当下对老曾来说是一个目标。
 

就像Kurt Cobain在遗书上写下的那句话
 

提起HiShorts! ，曾志坦言当年在厦门是他那一年最快乐最轻松的时光。“对于短片来说，HiShorts! 没有掺杂太多的功利。这里给人的感觉就是纯粹，大家都是极其年轻的创作者。”

今年，老曾已经48岁，正好是他的第四个本命年，比大部分刚起步的创作者的年龄都大很多。对于这一点，他已坦然面对。 生活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每个人往往难以完全按照个人规划顺利实现每一步。事实上，事与愿违、计划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时有发生。在这个时候只能逐步调整，朝着个人规划的方向努力前行。

 

 

 

就像老曾，随着时间流逝，他重新审视自己发现内心更渴望成为一位创作者。有时，人生就是需要不断调整，寻找平衡，以更真实、更贴近内心的方式生活和创作。

 

或许就像Kurt Cobain在遗书上写下的那句话一样：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在交谈过程中，老曾身上流露出的实际而坚定的决心和对导演职业的责任感，让笔者相信他会在电影创作的道路上，走向远方。

 

HiShorts! 五周年特别策划徘徊于圈外寻一扇入“局”之门
 

撰文-Kive     策划-王小曼/XueZ     排版-Kive

 

HiShorts! 厦门短片周是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最具品牌公信力的短片节展品牌，以“国际化、年轻化、中国美”为特色，在厦门市影视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HiShorts! 成功在厦门思明区、同安区、翔安区落地4届，活动包含竞赛、展映、论坛、市场、成长、社交6大板块，成为每年金鸡之后厦门最具吸引力的全国性青年电影文化活动。经过4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HiShorts! 探索出一套适合短片竞赛的评审体系：每年征集来自90多个国家、4000部以上短片，内容辐射剧情、纪录、动画、实验、商业、音乐六大单元；当代艺术家徐冰出任艺术顾问、韩国导演李沧东、张律、奥斯卡最佳美术指导叶锦添、《方形》导演Ruben Östlund、导演李少红、张杨、章明、郑大圣、香港作家陈冠中先后担纲终审，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制度得到了业界认可，成为2020豆瓣电影官方唯一合作影展，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出席活动现场。自诞生以来 HiShorts! 始终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力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风气之先：连续两年完成了最大规模的短片线下展映，在厦门放映150部短片，20部左右长片，13场映后交流和12场跨界论坛等，在全国已经连续举办了各类展映活动超过800场，并开创性地将跑步、音乐、读书会等形式引入电影节，2020年更是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音乐影像放映，并设有政府晚宴、导演酒会、星光红毯、颁奖典礼等丰富的大型活动，策展理念先锋前卫，内容丰富、跨界多元，吸引了国内电影、纪录片、动画、音乐、文学、艺术、学界、媒体等各行业领袖。下一个10年，HiShorts! 将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青年影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在不远的将来将HiShorts! 打造成为“有态度，有调性，有追求，有远见”的内容平台，以在影像媒介领域探索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复兴，引领未来青年文化新趋势。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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