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新书了，第十七本，书名叫作《借我春风如少年》。

今晚北京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雨，漫山遍野的雨声，像一部悬疑电影的开场。

若是中学时见到这样规模的雨，必然会欢呼雀跃吧。中学因地势的问题，加之排水系统糟糕，但凡暴雨，必定涨水，从围墙外看操场像是一片汪洋。起初还要求师生克服困难，再大的雨也不停课，但从校门口去教学楼得坐皮划艇，也有运气好的能蹭到卡车。我曾经便是那幸运儿，挤上卡车先行一步到了教学楼，伏在四楼栏杆看着一艘艘皮划艇从校门口漂到楼下，其中一艘漏了气，漂到一半，船上的几位同学进退两难，众目睽睽之下跌入水中，狼狈不堪。那魔幻的场景，算是九十年代的赛博朋克了吧。

后来学校没辙了，遇到暴雨便直接宣布停课。前几年在电视上看见仍在报道此事，网友戏称“海上教学楼”，熟悉的画面历历在目，看来这些年过去，母校的排水问题一直并未得以解决。

 

雨没有停的意思。

不出所料，写完这本书，死去的记忆总会在某一刻攻击我，瞬间将我拖入这无比壮阔的旋涡。

 

01

 

和很多写作者一样，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

小学一年级时，学校担心小孩子回家不安全，会按照不同的方位组织几个路队，同学们结伴而行，住得最远的是路队长，每个到家的同学要跟路队长报告。我家住得最远，所以，我成了路队长。

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无聊，回家路上我给他们讲故事。

最初，我讲的是小人书上看来的故事，比如《小蛋壳历险记》、《神勇小白鼠》、《佐罗》之类，我讲得绘声绘色，曲折离奇，他们听得也很认真。有些同学为了听故事，不肯回家，陪着我走很远，再自己折返回去。

一个学期之后，发现我的阅读量完全满足不了讲故事的频次，又不能重复讲，只好即兴编新的故事。意外的是，我编的故事比小人书上的更受欢迎。每天，在校门口集合出发前，他们问我今天讲什么，我随口说一个开头，比如“今天讲丽江雪山上的一只圣猿，它守护着一个封印，封印封住的那个山洞，便是魔界通往人间的大门”，或者“有一个地下组织叫作风战士，他们住在几千米深的地下城，用照明灯当太阳”……然后，大家凑过来，我便开始了。没有准备，没有腹稿，就这么突如其来地开始，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脱口而出。

讲故事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却因此成为了被需要的人，我乐在其中。

我的童年，阳光普照。

 

小朋友们渐渐长大，路队便解散了。

我们都学会了骑自行车，骑着它去往各自的未来。

我和张梦石初中起便是同学，住得近，是一起骑车回家的搭档。我们最大的乐趣便是放学后挤在校门口的路边摊吃炸香蕉，裹了面糊的香蕉，炸得酥皮焦脆，咬下去软糯甘美，满足得不得了。

但那时总被老师灌输：放学后不按时回家吃饭、逗留在校门口吃路边摊的，都不是什么好学生，与打游戏和去歌舞厅同罪。所以每次吃炸串，我都背朝大路，怕被看见。

尤其怕被我的表哥张澜看见。他跟我同校，高我一届，挺拔英武，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宇，戴大红花的照片经常被贴在橱窗里展览，是大家眼里名副其实的学习标兵，绝不会像我们一样——吃着地沟油炸的香蕉，捱到最后一秒钟才去上晚自习，上课不听讲，戴着耳机听歌，有时还不小心唱出来。

有一天，我正吃着，迎面撞见他，如沐春风的模样。

他朝我打了个招呼：“嗨，炸香蕉很好吃吗？”

我尴尬地点点头，像个偷粮食被抓的耗子。明明是热情洋溢的问候，却听出嘲讽的意味——炸香蕉，就是给我们这些无药可救的学生吃的！他笑了笑，然后离开了。那笑容，充满了优越感！就像一记教鞭，狠狠地抽在我脸上。

我讨厌他气宇轩昂完美无缺高高在上的样子！

“炸香蕉惹谁了？”张梦石不屑地问。

“他懂什么，”刚出锅的香蕉烫舌头，我哈着气，含糊不清地说，“如果可以每天这么吃，活到十八岁我就满足了。”

吃货名言：众生皆苦，不如吃饱了再受罪。

 

三餐一宿，做不完的作业，时光慢得像上坡时载满旧书的板车。

女同学们玩一种叫作“命运纸牌”的游戏，抽到的数字就是你生命的上限。这个纸牌一定是有bug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超过了一百岁。有一天，她们把牌伸了过来，说服我参与这个游戏。推脱不开，便抽了一张。她们凑过来要看我的牌，我慌乱地把那张印着骷髅头的牌从窗口扔了出去，说：“没意思，太假了。”

抽中的那张，赫然写着：18。

有个嘴欠的女生嚷嚷道：“喂，扔牌会兑现的哦！”

我没有理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地回家吃饭。下午回到学校，上课铃响起，我打开课桌，那张明明被扔掉的牌竟然躺在里面，刺眼的“18”像个阴森的笑脸。我慌乱地看向那几个女生，她们神情淡定，事不关己的模样，并不像装出来的。

老师进来，值日生喊：“起立！”

就我一个人没站起来，傻子一样愣在那里。

我讨厌迷信，但那张纸牌却像一根钉子，牢牢钉在我心里。

之后的许多天，死神降临的画面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生日蛋糕在我吹灭蜡烛的那一刻爆炸；从天而降的花盆砸中我的天灵盖；从万米高空上跳下，降落伞故障，我摔得粉身碎骨……无数次惊醒。

我开始留意电视报道里那些夭折的年轻人，意识到死亡不仅仅只跟老人有关。十二岁的我，竟然多愁善感地倒数起往后余生来。

小心翼翼地把命运纸牌藏在我家墙角的缝隙里，不敢扔了。

 

惶惶不可终日。

问自己，如果十八岁的生日真是我的末日，那我来人间走这一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的墓碑，难道只配刻上——这里埋葬着一个爱吃炸香蕉的人？

决心要搞点事情，让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我来过的痕迹。但是，复制张澜的优秀太难了，优等生的人设我hold不住，所以只能曲线救国，做个特立独行的人。然而……在我们那个小镇，晚自习后去路边KTV唱唱歌已是大逆不道了。两点一线的生活，被大人们的眼睛牢牢盯着，如同“楚门的世界”，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澜。

一个平淡无奇的傍晚，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晃悠，看见了一群小学生放学回家，他们像我们当年那样排了路队。

我停下车看向他们，他们彼此没有交谈，规规矩矩，径直向前。

命运的齿轮在此刻转动起来。

我突然想起，我是天才路队长啊！虽然路队已经解散，为什么不把我想讲的故事写下来呢？万一命运纸牌真的兑现，好歹留下这些文字替我千秋万代地活着啊。

说干就干！

因为迷金庸，我开始在一个软皮本上写武侠小说，班上同学传阅，都盼着我更新，我再度成为被需要的人。我还给他们分配了角色和绝技，有详细的人物小传和角色出演表，说若有一天拍成了电视剧就找他们来演。我分给同桌张丹某个门派的掌门人，武艺超群，个性讨喜，而张梦石的角色不够出彩，戏份也比张丹少，只是个配角，让她难过了好一阵子。原来现在的争番位，从我们那个年代便开始了。

后来，大家争相阅读太过热情，好事者传到了班主任那里，她没收了我的小说，当着大家的面将软皮本撕成白花花的碎片，教室里鸦雀无声。

“垃圾！”

她这样评判我写作的行为。

所幸我在班上拥趸众多，大家并不会因此嘲讽我，反而一个劲催更，追问后面的剧情。但我却赌气说，不写了。谁愿意做个垃圾？心有不甘，又不敢明着反抗霸权，唯一的抗争只能是封笔。

还没来得及华山论剑，就草草退出了江湖。

 

02

 

软皮本阵亡，垂头丧气了好一阵子。

同学们——我的第一批读者——安慰我：“疯一疯，什么都好了。”

桥南新开了一家露天旱冰场，听说音乐够嗨，灯光炫酷，买门票送可乐。但因为发生过打架斗殴的事件，所以学校一直强调不许去。起初我磨磨唧唧，怕被老师知道，转而一想，都被称作垃圾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走！”

周六晚上，一群人骑着自行车呼啸前去。到了发现，乌泱泱几百人，几乎全是我们学校的。

心里踏实了，好多好多垃圾，不多我一个。

音乐声震耳欲聋。

急切地换上旱冰鞋，融入人群中。

三分钟后，我意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张澜。

学习标兵张澜惊现旱冰场！

赶紧侧身躲起来，怕被他看见，想了想，反应过来，忍不住笑了——他不也在滑嘛！

我悄悄跟在他身后，他应该是第一次滑，看起来有些笨拙，与他同来的朋友估计嫌太慢，甩开了他，留他一个人在摸索着前进。他效仿着周围的高手，但因为心急走不稳，接连摔了好几次，全然没了校园里的王者风范。好不容易坚持滑行了几步，却被一个疾驰而过的女孩撞倒。

我赶紧飞过去，停在他身边，伸出手。

他抬头见是我，憨笑着说：“我太笨了。”

我一把将他拉起来。

“你扶着栏杆，先别去中间，人多，容易慌。”我把他带到边上，教他。

心里却有几分嘚瑟，嘿，你也有今天。

他紧紧握着栏杆，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挪着，半小时不到，竟然可以慢慢滑行了。我放心地离开，转了几圈，又回到他身边。

“到底是好学生，学什么都快！”我笑着说。

“见笑了。”

“你为什么来这儿？”

他环顾四周，大大方方地回答：“他们都来了，我为什么不能来？”

“老师说的，一场两室三厅，都是社会毒瘤，听话的好学生不该来。”

“老师说的，又不一定都对。”

我还以为占了上风，却被怼得愣在原地。

他嘴角上扬，笑起来眼睛弯得像新月，然后迈开步伐，帅气地朝前方飞奔而去，却又摔了个四脚朝天。

张澜同学，有点可爱呢。

 

周一早读时，学生会代表张澜来我们班检查黑板报，他走路带风，似乎忘了周六晚上的狼狈，我回头瞥了他一眼，正好四目相对。刚想热情地叫他一声，但正忙着打分的他表情略显严肃，朝我挥了挥手，然后匆匆离开了。

唉，注定不是一国的，尽管我曾当过他半小时的滑冰师父。

但我记住了他的那句——老师说的不一定都对。

因为软皮本事件，我受了点内伤，看似洒脱，却从此对文学充满恐惧，总以为除了应试作文，写作本身是可耻的。但是张澜告诉我，老师说的不一定都对。在此之前，我一直被教育那是圣旨。我以为身为好学生的他，理应比我更坚定地这样认为。

我试图推翻班主任对我的定义，于是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好的作品。

我看三毛，看沈从文，看雨果，在他们创造的文学世界里驰骋——在撒哈拉把一个个被遗弃的小玩意变废为宝；在碧溪边听了一夜傩送的歌声，直到太阳照在酉水河上；在十九世纪的蒙特勒依街头逃亡，为担心冉·阿让的身份被沙威识破而担惊受怕……

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垃圾。

 

张梦石家附近有家片源丰富的录像带出租店，周末去她家玩，我们租来了《死亡诗社》。听名字还以为是恐怖片，谁知是个和文学有关的电影。罗比威廉姆斯饰演的“船长”带着学生们撕掉了课本的序言，他教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诗歌，他对正值青春年少的伊桑霍克说——

 

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好玩，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恍然大悟。

原来，文学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升入高一，初中的班主任被分配去管女生宿舍了，她不再拥有定义少年的权威。

那么，勇敢地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

作为一名擅长freestyle讲故事的天才、备受爱戴的路队长、手抄本人气小说家，绝不能一事无成地以炸香蕉爱好者的身份死在十八岁。

 

03

 

高一时，读的书越来越杂，从张爱玲到李碧华，从卡夫卡到王尔德，甚至偷偷在学校附近的文姬书园看禁忌漫画《黄龙之耳》和贾平凹的《废都》。那一年《废都》仍是禁书，里面时不时有“作者此处删除多少多少字”这样的注解，刚刚启蒙的少年窝在书店的角落里，害羞地脑补着那些失踪的文字。

于是我写得也很杂，小说、散文、诗歌……都写。在那个压抑又封闭的年代，文学成为我们抵抗无聊乏味生活的一把剑。

自然是有收获的。十四岁，《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第一篇文章。我仿佛被官方认证了，是当作家的料，从此激情万丈，一发不可收拾。

我写意识流，大段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生造了一些奇怪又美好的词组，比如“钢灰色的回眸”、“凤仙花般的艳丽瞳孔”、“透过啤酒瓶底看见的悲伤苍鹭”。张梦石写诗，她写“有人仰望星辰，只说银河是泪水流成，而你是人生的掷地亦作金石声……”

我们成立文学社，招募成员，聚集了一帮意气风发的写作者，课余开笔会读诗，周末浩浩荡荡一行人去花岩溪采风。文学社每个学期出两本社刊，简陋的油印社刊迅速在校园热卖，甚至流传到了校外，“路队”的成员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写作，发表，被讨论，隔壁学校的读者偷偷跑来班上看我到底是谁，成为小镇少年最大的成就感。果然是，“虚荣心”使人进步。

不到一年，文学社被评为全国百强，我们去学校附近的KTV庆功。没有包厢，大厅里点一首歌一块钱，指导老师豪气地大手一挥，尽管唱，我请客。

我喜欢无印良品，但其他人不好意思唱，张梦石又唱不了男生key，只能我一个人唱《掌心》，唱完光良唱品冠，累得半死。

 

有了热爱的事，更加害怕轻易的死去。

再也不敢说什么活到十八岁就满足的蠢话了，活着多好。我一个天才，光芒万丈，就应该在自己的王国里万寿无疆。

 

学校艺术节，因为文学社的成功，我领了一个艺术创作奖，昂首阔步地上台，颁奖的正是学生会代表张澜。我冲他做了个鬼脸，潜台词是——看吧，我终于和你站在一起了！

他憋住笑，把奖状给我，像个大人那样拍了拍我的肩。

哼！

别装，我可见过你去桥南滑旱冰，滑得还很菜！

其实我最不甘心的是，旱冰场之后，我们依然没有机会成为关系亲密的兄弟。因为大多数时间里，他仍是那副讨厌的气宇轩昂完美无缺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敬而远之。

不管怎么样，我另辟蹊径，虽然用了几年的时间，但总算能跟他比肩了！

颁奖结束，是文艺汇演。

张澜表演最后一个节目，他享有唯一独唱的殊荣。他自信地走上舞台，演唱了《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气氛热烈，校领导们啧啧称赞。他啊，简直就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艺术节在一片掌声中结束。

我从大礼堂走出来，小声哼着张澜唱的这首歌：寂寞的鸵鸟，总是一个人奔跑……

没想到他居然走在我身后。

“还行吗？”他上前几步，和我并肩。

“还行吧，”我有些惊喜于他的主动和热情，想学着奉承两句，话到嘴边却不知怎么成了言不由衷的不屑，我僵硬地摆出一副孤傲的姿态，“歌词太土了，什么孤独的飞鹰总是愈冷愈高，听得凉飕飕。”

“我看见你放肆鼓掌，手都拍肿了吧。”他笑眯眯，也不生气。

他到底哪来的优越感！

“当然要鼓掌，我是文艺积极分子！”

“加油，积极分子！”

老师喊他的名字，他又像个大人那样拍了拍我的肩，跑开了。

 

张澜！

我发誓一定要成为比你厉害的人！

 

04

 

高二时，发表文章无数，拿了一堆奖，眼看就要取代张澜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

文学社新出的刊物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名为《哭泣的骆驼》的小说，文中虚构了一名化学老师，我形容他“不苟言笑，像一个门神”，仅此而已。隔壁理科班以严厉著称的化学老师王德勇对号入座，认为我借文影射，大发雷霆，他把我叫去办公室，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拍桌怒吼，各种脏字频出，还辱骂了我的父母。我害怕得发抖，却也不敢离席，一字不落地听完了他对我的侮辱。

走出办公室，门口围了很多人，我逃课回了家。家里人问起来，我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但我执拗地不肯去上学，他们觉得不对劲，追问再三，终于绷不住大哭一场。

再一次对文学产生了恐惧，或许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父母从政，年轻时曾是我母校的教师，校领导都是他们的老同事，处理方式自然是息事宁人。他们再三强调，高考是头等大事，写作不论对错，都应当适时地放一放了。我表示同意。商量之后，我打了电话给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决定辞去社长的职务。中学时代拥有这样一段经历，尽管没有体面谢幕，但也无怨无悔了。

缴械投降吧。

挂了电话蒙头睡觉。

少年的一切都很简单，天大的事，睡一觉醒来就是一片新天新地。

却全然不知此时学校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波澜——平日里社恐的张梦石率领各年级的文学社骨干，李璠、段英、文明、吴洁勤、彭晋俊……这些现在想起来仍然熠熠生辉的面孔，他们联合起来，从初一到高三，征集了百余名社员的签名，上书校领导表示抗议，要求王德勇老师道歉，否则就解散文学社。

抗争的激情一旦被点燃，便迅速演变成这所学校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我调整好心情回了学校，得知此事目瞪口呆。

背后站着这么多人，有什么理由退缩？一刹那热血上头，他妈的，反正活不到十八岁，怕什么！我激动地冲去学校广播站，反锁了机房的门，对着话筒感谢全体社员，大声宣读着那一百多个有情有义的名字，热泪盈眶。

我的声音在校园上空飞扬，那是我中学时做过最燃的一件事。

 

下午放学，张澜突然来教室找我。

有点紧张。

我猜他是来责备我的——不应该火上浇油，配合这一场野孩子们的闹剧。

这时他已经高三，中学六年，橱窗里他戴大红花的照片始终没撤下来过。我一直幼稚地把他当成假想的对手，可恨的是，对方却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一厢情愿。

文学社风波尚未平息，我本就有些心虚。更何况他长我一岁，又高一年级，毕竟有些兄长的权威。一见到他，反叛的热血立马消失殆尽。

威风耍够了，做好挨训的准备。

结果，他却说：“走，吃炸串去，我请客！”

啊？

优等生张澜，居然要下凡请我吃地沟油炸串！不敢相信！

犹豫地跟着他走到校门口，始终和他保持着距离，看着眼前他的背影，这个人，真是让我又讨厌又崇拜又敬畏又想要接近。

我点了炸香蕉，他看了我一眼，问：“炸香蕉很好吃吗？”

又是这一句，跟几年前相同的嘲讽。

我有点脾气了，亏我当初还教你滑旱冰呢！正要辩驳，他却把一串裹满辣酱的蓑衣干子递给我，说：“这个也不错哦！”

我接过，咬了一口，外酥里嫩，辣汁喷薄而出，简直销魂！居然比炸香蕉更好吃！

“你怎么知道的！”我感叹道。

“我吃过啊，”他笑着说，见我不可思议的神情，又补了一句，“只许你吃吗？我也偷偷吃呢！”

我们俩大笑。

转过身来，再也不用背朝大路了。

他没做铺垫，看似轻松随意地提起了那篇让我蒙冤的《哭泣的骆驼》：“小说里的化学老师，就是王德勇吧？”

“别胡说，这只是创作。”

“他教过我，他就是个门神。”

“哈哈哈哈哈哈！”

我笑得肚子痛。

“别怕，我挺你。看你的文章，是我这几年最大的乐趣。”

他认真地说，表情略有些严肃，仿佛一句郑重其事的承诺。

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星星。

 

晚自习时，校长专程找到我。我们俩一起绕着学校走了几圈，他耐心地宽慰了我很久。我说，被骂几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我希望他向我道歉。校长有些为难地告诉我，王老师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了，一把年纪，让他道歉，怕是比较难。

毕竟是个孩子。况且，台阶就在眼前，不下就尴尬了。我思索再三，跟校长说，我不追究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一百个社员给我的豹子胆，让我与校长做了一个交易。

第二天的文学社大会，我上台发言，正式宣布：学校批准社刊从一学期两本，改为一个月出一本，并将走出校门，正式接受兄弟学校的订阅。

我得到了中学时最热烈的一次掌声。

 

屠龙少年皮糙肉厚，虽然受了挫，但并未被打倒，对文学的热爱反而更强烈起来。我抽到过最糟糕的命运纸牌，那种对死亡的恐惧教会我——既然不知道会在哪一天死去，就要在有生之年做个骄傲的人。

我升入高三。张澜考上了北京的军校，学费、生活费全免，他成为最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我没有压力，反而觉得是榜样。

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信——

 

你一定要一直写。

写作是很伟大的事，因为你不会知道，你带给读者的力量有多重要。

 

伟大的事。

优等生说的，总不会错吧。

这个社长，我一直当到了高中毕业。

 

05

 

张澜高中毕业后，他的照片从学校橱窗撤下了，换成了我的。新的学习标兵是我，戴着大红花，笑得春风得意。我终于取代了他成为学校新的风云人物，尽管我始终做不到他那样的完美，但我凭借自己的小聪明，总能在学校的各种竞赛中名列前茅。

又逢学校艺术节，大家拱我报名表演，我也想上台唱首歌，让大家听听除了《就让世界多一颗心》以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但显然我并没有做好在大家面前表演的准备，磨叽半天，最后放弃了。

无所谓，我已经实现了愿望，站在了和张澜一样的高度，这个比赛，我没有输。

 

高考前的某一天，我妈突然让我请假，不去晚自习了。攻坚时刻请假，多大的事？妈妈表情沉重。我问怎么了。

“张澜去世了，去送送他。”

 

这位少年做了多年好孩子，头一次这么任性，去了远方也不跟我们告别。

他骨子里其实是有些反叛的，学校不让滑旱冰，他偏要去，只是不知后来有没有练得更好；他喜欢唱歌，声音高亢清亮，那次在艺术节演唱东方快车的《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我在台下为他鼓掌，激动地跟同学炫耀，看，那是我哥；他的普通话没有南方口音，学校活动总是由他来致辞和献花；他还没谈过恋爱，但我相信他会遇见一个很好的女孩，然后踏踏实实幸福一辈子；他是单亲家庭，考上军校后松了口气，觉得可以给妈妈减轻负担。认识他的人，都相信他会拥有一个比大多数人更耀眼的未来……当然，不耀眼也没关系，平凡也行，好好的就行。

八达岭附近进行演习时突发险情，军人张澜为救战友遇难，被追认为烈士。

人生的意外向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他的遗体已经运回常德，晚上的告别仪式。我跟着大人们去了殡仪馆。人很多，没有机会单独跟他说两句。临走时，姨妈给了我两张他穿军装的照片，让我留着，说不要忘记张澜的样子。

我大概还没反应过来，只是茫然地、用力地点头。

初中时吃炸香蕉，曾在路边摊撞见过张澜。那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以为他根本不屑跟我打交道，所以错把他的微笑当成了嘲讽。现在想想，或许他只是在暗示我，哥俩可以一起吃。

想像一身正气的他一个人偷偷吃蓑衣干子的样子，还蛮好笑的。

哈哈。

 

我自虐式地学习，虽然效率不高，但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来，我就会思考同一个问题——既然生命这么脆弱与随机，那我们活着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个无解的疑问困扰着我，每想一次，就痛一次。

心里那根钉子还在，坚不可摧。

在无际的黑夜里颤抖，在刺骨的泥沼里挣扎。

“别怕，我挺你。”

好的，那我再坚持一下。

 

06

 

1999年，张澜去世，无印良品宣告解散，张梦石复读，我勉强考上湖南师大。草草收拾行李，出发去长沙念大学，从此常德成了故乡。

这一年，兵荒马乱。

长沙距离常德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车程，这当然不是期待中的结果。可我并没有复读的勇气，这一回，低头认怂了。其实也没所谓，以前觉得考去北京多好，有个读军校的表哥罩着。现在没了这个期盼，北京长沙，大差不差。

来到陌生的城市，头一回独立生活，仓皇的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

首先要接受的一件事便是，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湖南师大99级五千名新生中的一个。

世界突然大了起来，我始料未及。新同学们各显神通，会扣篮，会写剧本排话剧，会在斜阳谷舞厅跳舞泡妞，会给对面楼的女生弹吉他唱朴树，会拉赞助冠名学校的羽毛球比赛……靠几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就被众星捧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没有那一百个社员站在身后，十七岁的小镇少年，岂敢妄称天才。

于是，我藏起自己的剑，不让人知道我会写。

可惜的是，原本让人神往的中文系，却是这个学校最慵懒的地方。宿舍的兄弟都很可爱，但没人爱好写作，只有上铺买过一本错字连篇的盗版金庸。深夜座谈，大家聊着女人，聊着绩点，聊着如何在社团赚钱，唯独没有人提及文学，以及我们为何而来。

打电话到老家的复读学校，请门卫帮忙叫张梦石听电话，抱怨着我的遭遇——师大居然连校门和围墙都没有，哪里像学校，分明是一座野山。

电话那边说：“你要不来复读班的牢房看看？听你的描述，自由自在，我倒是挺向往野山的。”

她或许是在安慰我，但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她，老子再一次封笔了。

 

不仅仅是封笔，我甚至放弃了任何一种表达自己的机会。

他人即地狱，我不与任何人交谈，蚊帐一拉，自成一个世界；在食堂关门前最后一个去打菜，坐在空无一人的餐桌上，看见日光灯一盏盏熄灭；学着洗冷水澡，一桶水从头顶淋下，被冻得浑身颤抖，只有这种颤抖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逃课，从河西走到河东，然后走回来，每天一次筋疲力竭的city walk。

我一个人去录像厅看午夜场，这家只能容纳十余人的“环球大影院”平日里放的都是《山村老尸》、《霸王花》之类，这天却意外地放了《这个杀手不太冷》。人很少，除了我，只有一对情侣在暗处激吻。

屏幕上，十二岁的玛蒂达问里昂：“是人生就很悲惨，还是只是少年时如此？”

里昂说：“Always。”

看样子，这颓丧的人生，是没有尽头的了。

 

那一年，QQ还叫OICQ，我并不知道每个人可以拥有一个专属的账号，每次去网吧都注册一个新号。注册过几十个，每个都只用过一次。

我在OICQ的聊天室里，跟陌生人用文字倾诉我的苦恼，我说起中学时抽到的那张写着十八岁的命运纸牌，现在距离死期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限了。

聊天室里，有个跟我一样大的网友说他也有相同的苦恼，推荐我看漫画《新世纪福音战士》。他说，那个主角叫碇真嗣，很像我，因为碇真嗣从十四岁开始就在想——“其实现在死了，也没什么不好。”

碇真嗣，这个名字比我的还要古怪。

于是我找来看。

我猜这个网友大概是不想我死的。因为看了之后才发现，碇真嗣并没有那么丧，他虽然常把死挂在嘴边，但其实是个救世主——他操控机器人与入侵地球的使者搏斗，在一次次九死一生中救了父亲，救了暗恋的人，甚至拯救了地球。

碇真嗣十四岁就已经是全人类的英雄，而我十四岁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可歌可泣，那么十七岁的我，又有什么资格伤春悲秋呢？

我瞬间醍醐灌顶。还没来得及认识师大，就开始讨厌它，可我真的讨厌它吗？我讨厌的不过是那个像鸵鸟一样不肯面对平庸的自己吧。

想起了——

1997年的某一天，张澜说：“别怕，我挺你。”

 

活着的人，就要好好活着，不能辜负那个眼睛里有星星的人。

想要感谢那个善良的网友，却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只存在于某个只用过一次、被我遗忘的QQ号里。他再未见到我的头像亮起，想必默默为我念过经吧。

 

07

 

我来了图书馆，我要看看这个学校最会写的人，在写什么。

我找到了师大黑蚂蚁诗社自己办的刊物，比起中学时我办的油印社刊，自然是高级了不少。我一眼便看到了几年前一本旧刊里的诗，名叫《时光行》，其中有一句“时光在将谢的花枝上回望”。作者是一名学姐，是曾经的诗社社长。

奇怪了，这一句并非无法抵达的好，但在那一年的那一天，就这么突如其来地击中了我。

我把这首诗誊写下来寄给张梦石，告诉她，这位师姐让我相信这里虽然不是绿洲，但大概率也不是沙漠。

我迫不及待地去打听这个师姐的故事，才知道她已经去世好几年。

师姐是自杀的。她是师大中文系多年来的一声叹息，每一年都流传着她与恋人的奇闻轶事，关于她为何决心赴死，有太多不同的版本，孰真孰假，无人知晓。我突然对她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想在十八岁到来之前揭开这个谜底。

我逐一找到她当年的同学与室友，假借校报采访的名义，渐渐拼凑出她的样子——敏感，美丽，阴郁，倔强……他们都说，她的死因，或许应该去问一位学长，那是她当年的恋人。

学长就在师大读研究生，这些年离群索居，没有一个朋友。他不愿提起师姐，果断地婉拒了我，我从他的公寓告别离开时，在书桌上看见一本手工装订的册子，上面写着：时光行。

 

越是探索，越是共情，越是蠢蠢欲动。

我收集了师姐生前发表过的所有文章。才知道，原来她跟我一样，很喜欢一名现在不便提及名字的电台女主持。

师姐的文中提到，她一直想拨打女主持的热线，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做。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需要一只手拉她一把的时候，她终于拿起了电话想要说出心中的痛苦，但女主持却在这一晚宣布离开电台，去北京求学。女主持与她的节目，从此成为那个时代湖南人心中的集体回忆。

机缘巧合，那家电台招聘主持人，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大胆地报了名。

面试地点在黄土岭，省电台的旧址。未做准备，读了几篇自己写的文章，被问到喜欢什么电影，我说《死亡诗社》，然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相关的剧情，以及对我写作的影响。他们听完对视了一眼，说，挺好。

就这么当上了客座主持。

每天下课后，背着书包，坐202路公交车去黄土岭，在电台附近吃个盖饭，然后上夜班。不是正式员工，每次都必须在门口登记。上楼，看稿，直播。不用与任何人面对面交流，只用坐在那个狭小逼仄的直播间里，对着话筒自说自话。

我，竟然可以。

 

想象着那一年，女主持错过的那个重要的电话，会不会再打来。

十七岁，假装成熟，用文绉绉的措辞与素未谋面的听众大言不惭地聊着人生，倾听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悲剧。总觉得那些深夜的不眠人，都是师姐的化身。做不了许愿池，就做个垃圾箱吧，陪他们捱过这一晚，或许能改变他们的一些决定。

不止一次地跟听众推荐一部漫画，名叫《新世纪福音战士》，我告诉每一个人，你就是碇真嗣，就像那个只聊过一次的网友对我说的一样。

对他们，也是对自己说：人生苦短，一刻千金，我们讨厌的每一天，都是有些人永远到不了的明天。

因为张澜走后，我再也不相信什么来日方长。

 

有一天，我在节目中读了那篇《时光行》。我说，作者是我在师大遇见的第一位同类，可惜她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一直不肯提起师姐的学长，听了我的节目，终于在一个晚上同意跟我聊聊他们的故事。

我们约在二里半的路边摊聊到天亮。

他告诉我，没有背叛，没有传说中的抓马剧情。师姐患有抑郁症，可那一年，没有人相信这种疾病的存在，大家把一切归咎于她的多愁善感。她热爱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她的慰藉，但最终没有战胜病痛的折磨。学长背负世人的指责与猜测，直到如今。

他没有解释，只是遗憾，师姐想出诗集的梦想没有实现。

他端着水杯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但我自己整理了一个她的作品集，见诗如面，就像她还活着一样。”

 

08

 

师姐不在了，但她的文字依然炽热，这是她存在过的证据，总有读过她诗作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她。文学让一个人的精神得以永存，死亡似乎也因此变得不再可怕。

我又开始写了。

一篇一篇，写完藏起来，抽屉里厚厚一沓。

圣诞节前，我想去平和堂买个礼物，鼓励仍在复读班煎熬的张梦石。刚从宿舍楼走出来，在五舍广场碰见了隔壁宿舍、同系的童，我回避着他的视线，径直去公车站。

这个不识趣的社牛拦住了我。此前我们从未交流过，算不上朋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认识很多人，戴夸张的耳机，穿得五颜六色，人很幽默，他和我上铺是老乡，来我们宿舍串过门子，还表演了手吞拳头的绝技，让人不得不记住他。

他有种偶遇同伴的惊喜，问：“你去哪里啊？”

我支支吾吾不想回答，他连珠带炮地问：“让我猜一猜，你不会也是去平和堂买圣诞礼物吧？”

完了，被猜中了，撒不了谎了。

他好厉害！

我只好说：“是的”。

“那我们一起去！”

车到了。他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把我拽上了公车。

1999年12月20日13点25分，我坐上了开往河东的立珊专线，开启了此后怀念了半生的大学时代。

我无比感谢他为我打开了这扇门，让我拥有了比任何一部青春电影都要精彩一万倍的大学生活。不敢想象，如果那一天没有他把我拉上车，往后的这些年，我还能怀念什么。

和童一起认识了更多有趣的新朋友。黄瑾是学校四星大赛笑星组的冠军，她应该是不愿提起这项荣誉的；粟智唱歌很好听，他每天晚上都要骑着摩托车去不同的酒吧驻唱；唐巍曾经是一名火车司机，同时还是国家二级钳工，但他来了湖南卫视实习，梦想成为一名综艺导演。

我跟着他们学会了蹦迪，翻墙，打电动，尽情感受爱与被爱；

我们淋着大雨走过湘江大桥，雨中比赛背诵《大话西游》里那段经典的“当时那把剑”，看谁的口齿最利索，我是冠军；

我们猜拳，输了的要去肯德基对着店员唱麦当劳的广告歌，我输了，只得硬着头皮走进肯德基，店员问我要什么，我大声唱“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童拉着我去参加文学院的歌手大赛，我见台下坐满了观众，紧张得不肯上台，他夺走我的眼镜，说“这下你就看不见他们了”，然后将我一把推上台，我拿出在肯德基唱广告歌的勇气，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唱了歌；

我凭借背诵“当时那把剑”的利索，加入了中文系的辩论队，我找回了中学时文学社社长的自信，在大庭广众面前，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陈辞时手在抖，但我做到了。

辩论赛胜利之后，我们去学校堕落街的晚风KTV庆功，他邀我一起合唱无印良品的《掌心》，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组合。

巧了，我也是。

总算找到了唱这歌的搭档。

一时兴起，我还喝了酒，那是我人生第一杯啤酒。

“苦吗？”童问我。

“苦。”我回答。

“哈哈哈，我就知道，你们好学生只喝奶。”童说。

我赌气般地拿起酒杯，一杯接着一杯，不服输地喝了很多，直到我喝得摇摇晃晃，眼前的景物旋转着，仿佛看见初中时一场大雨之后的中学母校，校园里一片汪洋，皮划艇在水面飘飘荡荡，我伏在四楼的栏杆上朝他们挥着手，其中一艘皮划艇漏气了，他们慌张地划着船桨，最后狼狈地跌入水中。

我不禁大笑起来。

童见微醺的我笑得开怀，便趁机问：“为什么之前你从不跟人说话？”

我回答他：“我怕我活不到十八岁，所以不想跟任何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十八岁？”他并不理解。

“可能是个魔咒，但现在被打破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没有死。

心里那根钉子被他拔了出来，我平安度过了十八岁的第一天。

打电话给张梦石，兴高采烈地描述这些新认识的朋友。她刚考完模拟考，很累，但仍然兴致勃勃地听我在电话里喋喋不休。

“学校附近有一条街，叫堕落街。堕落街有家KTV，叫晚风，唱一首歌要两块，但音响效果贼好。对了，我最近很喜欢一首歌，每次去晚风都会唱。以前觉得这首歌太过激情昂扬，很傻，现在我不这么想，既然生活有这么多难题，不如来点直截了当的鼓励。”

“哪一首？”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张澜在艺术节唱过，你可以听听。”

她说在复读班，walkman是要被没收的。

我便把磁带塞进录音机，在电话这边放出来给她听。

 

寂寞的鸵鸟总是一个人奔跑

孤独的飞鹰总是愈冷愈高

年轻的心中什么事都难不倒

拿出豪情努力做到好

你在人群之中寻找

你在黑夜来临祷告

就像孤儿找不到依靠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人间有一座桥

就让地球是一个家

让我们在困难中长大

……

 

09

 

第二年，张梦石也考上了师大中文系，成了我的学妹。失散一年，又走回同一条路。

她没有说过为什么来师大，但我想，在复读班时，我在电话里关于师大生活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决定。

我先来一年，熟门熟路，自告奋勇陪她报名。跑上跑下一整天，其间都无暇闲聊，终于安顿好后去食堂吃饭，我告诉她，我还在写，准备看机会投稿给杂志。

那个时代，瞬息万变。中学时人手一册的《中外少年》不再受欢迎，台湾作家痞子蔡突然席卷互联网，《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经典的句子在各大校园网络论坛里疯传。文学似乎在以某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方式流行起来。

张梦石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榕树下。

我听说过。

那是一家新兴的文学网站，写作者的聚集地，千禧年开始风靡一时。

她又问，有没有想过去那儿发表文章，这样她想看了，直接打开电脑就行，不用专程约见送手稿给她，还不必担心弄丢。

“网络文学也算文学？”

我嗤之以鼻。

笑她大概是复读时天天看网文，所以才考来师大。

她却有些坚持：“王尔德的文章贴在网上，不还是王尔德吗？网民那么多，能让更多人看到不好吗，总比粗糙的油印社刊要好吧？翻一翻，沾一手墨。”

有几分道理。

我花十五块在堕落街的网吧包了个夜，看了一通宵榕树下发表的作品。那时李寻欢还不叫路金波，慕容先生还没有被禁言，财神还没开始当编剧，还有一个红极一时的女作家，榕树下大神，鲜少露面，当时已经从网络“转正”成了传统作家，叫安妮宝贝。

包容、自由、年轻，一个神奇的互联网文学世界。

我决定试一试。用了很多天，将抽屉里的旧文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发布在榕树下。管他的，写了放宿舍落灰，还不如拿出来开创一个新宇宙。

而且，网上写文还不会浪费纸张，至少是环保的。

拖延几天没上网，骨子里有点害怕面对那种网友即时的反馈。不敢抱期待，谁知反响出乎意料。再打开我的专属页，数千条留言，让我有些震惊。

其中一条说：捱不下去的时候，看你的文字，心有千阳，明日又一天。

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是正确的。

 

迅速为我带来一些出版的机会。

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那个扮演自闭天才的少年不复存在。

十九岁开始，接连出版了几本书，《萌芽》上连载《再见萤火虫》被很多人注意到，港台地区出版了繁体字版的《我丢失了我的小男孩》，在金石堂畅销榜位列榜首，同时在五家报纸开了专栏，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电台，只得辞掉主持的工作……接连的成绩让我变得目空一切，野马脱缰，放浪不羁。

天津书展的80后作家论坛上，因为我是列席人员里唯一没有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作者，主持人调侃我是野路子，一腔孤勇的我拒绝了发言，矫情地说：“我写作，所以我沉默。”继而愤然离去。

从此走火入魔。

在上海书展签售时炮轰60后前辈，与70后作家隔空写文痛批对方，新书发布会上公开宣称退出作家协会……和那个年代很多横空出世的80后作家一样，我拙劣地表演着特立独行，迎合着媒体的喜好，学会了语出惊人，在迷茫无知中活成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自己。

我渐渐被视作校园的异类，于是逃离那座野山，在校外租了房子，再也没上过课。

 

唯一的遗憾，是和张梦石日渐疏远。

我并没有延续中学时的纯粹，她应该是很失望的。我享受着校外的虚荣，交着自以为了不起的朋友，言谈之间时常夹杂着让人反感的name dropping。不过我并不讨厌那时的我，因为虽然不可爱，但总好过整日郁郁寡欢吧。既然成功活了下来，就要肆无忌惮地感受生命带给我的各种可能性，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大胆地放过了自己。

那几年，我们虽然在同一所学校，却只是偶尔见到，并没有参与彼此的成长。

直到大四的一天，大家都忙着跑人才市场递简历，我却有些迷茫。她发短信给我，说溁湾镇开了一家奶茶店，叫“时光行”。

应该见见了，我们约在了“时光行”。

还以为这家店和学长有什么关系，打听之后才知道只是个巧合。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流行金曲、娱乐八卦、校园琐事。她好似自觉辞去了同路人的角色，扮演着一名过客，只来看看现在的我究竟过得如何。眼角眉梢之间，我能看出她有些许无奈。但她不说她的失落，我也不提我的困惑。

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谈及文学，但聊到我新出版的一本书时，她说了句：“张澜会为你骄傲的吧？”

我说：“当然，看我的文章，是他最大的乐趣呢。”

有些心虚，因为并不确定张澜会欣赏这时的我。

多年以后，我想过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从未热爱过文学，一直做个不出众的透明人，我的人生轨迹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逐渐变成一个不那么敏感的正常小孩，然后，更幸福一些？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时光早已在不经意间偷走了我们的其他选项，有且仅有一个答案。

末了，我说，带你去一个以前我常去的地方。她说好。

我们去了“环球大影院”。

那天没人，老板让我们自行决定放什么片子，她选了《阿飞正传》。我们并没有看得太懂，呵欠连天，直到那句后来被称作经典的台词出现——

 

我听别人说这世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忽然之间，我们都无法扼制地掉了眼泪。

以我那时的年纪与见识，未必真的懂了这句台词的意思，但它的确在那一刻狠狠地戳中我的心。我知道我就是这种没有脚的鸟，曾经以为会在十八岁那一年停下飞翔，但我没有，我拼命扇动着翅膀，活到了现在。

如果落地的那一刻，注定是生命的终结，我不希望留给活着的人的印象，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要去北京了。”我说。

“什么时候决定的？”张梦石显然有些意外。

“刚才。”

 

其实我对大城市没有执念，甚至还很依恋长沙，但我并不满意彼时的自己，迫切地需要改变。

临近毕业时，我已经出了几本书，博得了一些名声，却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甚至是很多人眼里“垮掉的一代”，他们好奇如我这样的人，毕业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伤仲永”的典故常常被提起，我都听腻了，他们似乎在盼望我的失败，好拿来给后人作为警醒。

离开长沙这个毫无征兆的决定，目的简单，我要去更广阔的天地，为我来过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的意义。

去北京前，我去拜访了《国画》的作者王跃文先生，他答应为我写书评，我去赠书给他。我们约在岳麓山脚下的自卑亭相见，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王先生问我，是否知道自卑亭的“自卑”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惭愧地摇摇头。

“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懂得渺小，方知浩瀚。”王先生回答道。

与先生阔别多年，并无联系，但这句“自卑”却从未忘记。

那一年，文学不知不觉成了我沽名钓誉的手段，我的骄傲变得不再是写作本身。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沉浸在小范围的掌声中，自以为“一览众山小”，回头一看，其实还在山脚呢。

 

一个月后，没有提前找工作，没有什么积蓄，就这么跌跌撞撞地出发了。

登高必自卑，站在北京西客站的出口，人群拥挤如同过江之鲫，我觉得自己异常渺小。

 

这就是北京。

是张澜曾经来过的北京。

 

10

 

很多人说到湖南人，都会提起湘江，别处的水九曲十八弯，基本上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但湘江偏要北去，且一往无前，绝不回头。

我们便是如此。

一路向北。

我和粟智先在北京落脚，童和黄瑾、唐巍随后集结。

一起在紫竹桥附近租了简陋的二居室，床不够就睡地上，大灯坏了，粟智把落地灯扭了个方向，灯罩朝上，房间里瞬间变得亮堂；被房东欺负，她想让我们提前退租，站在楼道里大骂——首都应该限制外地人进京；一起找工作，一个不落地全去了光线，一起起床洗漱，抢厕所，买早点，就像小学时的路队那样，一起上下班；MSN上说去吃饭，三、二、一，齐刷刷站起身，所有目光扫射过来，万众瞩目的错觉，团结得让其他同事侧目；有个资深编导欺负童，我们联合起来反击，事后暗地里互递眼色，小声说，赢了。

说起梦想，大言不惭。童的目标是上《时代》封面；黄瑾烫了个秀兰·邓波尔的发型说，搞不好万一哪个导演看中，邀她去拍戏；唐巍想要导春晚；我要《当代文学史》写足我10页；粟智说存够钱，自费出张玩票的唱片。

一边做着不切实际的梦，一边接纳了平凡的生活，那些骄傲的历史逐渐被覆盖，我成为了万千北漂族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偶尔遇到记得我名字的人，惊讶地问“你就是写那个什么的吧”，我连忙回答“不是不是，你记错了，是香港的亦舒吧”。

北漂并不容易，血泪史人手一部，但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我们在一起。

千言万语也抵不过一句“在一起”。

少年们的“永远”总是张口就来，是因为觉得永远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所以我们绝不相信无印良品真的会解散——他们一定只是贪玩分开一阵子，玩累了就会重组。我们约定，如果他们合体开演唱会，一定要坐在第一排，跟他们一起唱《掌心》。

“王光良！黄品冠！我再给你们一年时间！”

每次在KTV，我们都会拿着麦克风，对着屏幕上的二人煞有介事地下达“命令”。

 

刚来北京时，楼下走道里贴满了某个逃犯的通缉令，照片中他的眼神仿佛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吓得我们晚上回家提心吊胆。所以无论谁加班到凌晨，其他人都会陪着一起熬，收工了再结伴回家。

凌晨时分，从光线的旧址小白楼到紫竹桥护城河的这条路上，总能见到我们几个大摇大摆的身影。

繁星流动，与你同路。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是我们被拉长的背影，歪歪斜斜，却像一个永不解散的队伍。

 

11

 

无印良品的歌迷们，至今仍未能等到他们的重组演唱会。

而我们的队伍，一如小学时的路队，几年后依然没有逃脱解散的命运。

只有我和粟智不离不弃，二十余年情谊未减，后来我拍电影，他做了我的制片人；黄瑾结婚生子，即便住相邻的小区，一年也见不了两面，每次都是匆忙地喝杯咖啡，然后各自散去，我们都把时间留给了其他更重要的人；唐巍回了长沙，我们有彼此的微信，却甚少联络，算一算，最后一次相见时，微信还未诞生；而童，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依稀记得十多年前，在人群里偶遇过，远远一瞥，并未停留。这在过去是我根本不敢想象的。

我们可能一开始买的就是不同站的车票，到站下客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尽管我们在湘江大桥上淋雨的时候约定过，以后打死都不分开。

只是没料到，竟然都成了违约的人。

少年时的誓言啊，就像一个巴掌，每想起一次就会扇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不过，作为一名成年人，虽然我对世界的感知并未变得迟钝，但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受内伤，作品里也不再轻易出现海誓山盟这样荡气回肠的词，也渐渐明白，友谊未必地久天长。那些曾经的誓言，只要在宣读出来的那一刻是真挚的、彼此信赖的，便已经履行完了它的全部意义。秋刀鱼会过期，凤梨罐头会过期，誓言嘛，当然也会。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

一起大笑过，那占据了我们作为好友的大部分时刻。也一起痛哭过，却忘了为什么哭，甚至忘了我们的友情究竟是如何走向分崩离析的。晚风KTV的第一杯啤酒恍如隔世，那些画面不再鲜活，模糊得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多年以后，都褪色了。

文学作品里最常用，也最残忍的，就是这一句：多年以后。

 

1999年上大学，今年是2023年。对我而言，这些年只分为两个部分——前四年，和魂牵梦萦的后二十年。

我会永远记得，心头那根坚不可摧的钉子，是谁帮我拔掉了它。

谢谢哦。

 

12

 

岁月神偷，转眼41岁。

这些年，家乡从不知名的湘北小城，摇身一变，成了摩登都市。中学门口的路边摊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装修气派的连锁商铺。我再也没吃到过炸香蕉，倒是有别家店卖蓑衣干子，但换了另一种辣酱，不是之前的味道了。

老家拆迁，搬去了新居。突然想起那张被我藏在墙角缝隙的命运纸牌，应该随着旧房的坍塌而化作灰烬了吧。

姨妈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去年大学毕业了。

原来，张澜已经离开这么久了啊。

有时我会想，若干年后天上重逢，他仍是少年的模样，再叫他哥，会不会有些滑稽呢。没办法，就算我八十岁了，他也是我哥。那两张穿军装的照片，这些年始终带在身边，困难时看一看，便又满血复活了。

我与张澜之间，值得回味的往事不多，他走得太早，很多曾经的友人或许早已将他遗忘，因为连我自己梳理起来都费了不少工夫。我不希望他从大家的记忆里彻底消失，把他的故事写进文章，是想争取多一些人记得他的名字。

张澜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写作是很伟大的事。而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人生因此改变，活得还算热烈。转念一想，这一切也与他有关呢。他曾带给我无比珍贵的榜样的力量，也算是他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吧。

“别怕，我挺你。”

谢谢啦，哥。

这辈子，缘分浅，来生再好好做一回兄弟吧。

 

41岁的我，早已不再是那个躲在蚊帐里的碇真嗣。尽管我并没有做好准备，但也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一个大人，我必须熟读成人世界的法则——奥特曼并不存在；彼得潘是一种病；钻石不过是碳；就连梦幻岛啊，英文其实是neverland……

没关系，总要长大的啊。

不然青春时那些有趣的事儿，交给谁来怀念呢？

就用这本《借我春风如少年》来好好怀念一次吧。一群逆风飞翔的无脚鸟，在时代洪流之下，奔向不同的命运。我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下他们的狂欢、执拗、伤痛和勇敢。

这四十万字，花光了我全部力气。因为我的青春，就这么多。

 

张梦石总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

毕业后，我们便各守一座城，相聚的机会不多，但依然是彼此无法替代的soulmate。我们不时分享日常，却很少聊往事，人生苦短，应当眺望前方，别因为过度怀旧而变得腐朽。

但在这个少见的暴雨夜，那些记忆翻涌而来——印着骷髅头的命运纸牌、旱冰场闪烁的霓虹灯、裹满辣酱的蓑衣干子、手工装订的《时光行》、晚风KTV、环球大影院，还有紫竹桥租住房里，那个灯罩朝上的落地灯……

今天她看完新书书稿，问我，那些走散的人，你想不想念？

我想起《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里昂对玛蒂达的回答。

他说：“Always。”

这同样也是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