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组女生的论文主题是福克纳作品中的时间创伤与女性意识，下午组会她挑了Dry September 和 A Rose for Emily做平行互文，遭到徐彬质疑后她又拿Blanche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做论证，说她们都是失落天真的白人女性，徐彬冷冷一笑“欲望号街车里有上层白男话语的缺失吗？”“当然没有，那艾米丽的玫瑰花里为什么有凭什么有？“Blanche就是她妹妹和妹夫养的一条宠物，和Emily有什么可比性？”
一瞬间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紧又瞬间碎了一地，之后便是在不确定的瞬间反复想起反复被击中反复咀嚼反复折服，自从去年冬天遇见他开始，太多太多次了。
他的确在入侵我的思想，不断消解掉我最后一点点顾影自怜的小资幻想。
他在解构我泛滥的共情能力，我知道。
我很清楚地感觉某些温柔的小美好在被一点一点啃噬，也越来越感知到后殖民研究过于工具化过于预设结论过于意有所指的倾向性和局限性，可即便是离开了后殖民，族裔，黑奴贸易，流散，他基于个人阅读经验和文本细读的随口评论都依然可以轻易晃动我自以为日趋稳固的价值观。戴老师说她生平唯一一次创伤经验就是在百周年纪念堂做完《窃听风暴》的意识形态批判后激起了在场北大学生的集体愤怒，徐彬又何尝不是呢？他仿佛生来就是杨宁老师口中文艺批评者的典范，每当我打开一部文本，进入一部电影，因为语言，叙事和感同身受的共情而快要泪流满面时，都仿佛有他犀利的双眼刺穿我的后背生生逼回我“廉价”的泪水。
“你够冷峻吗？”
南柯一梦，针落有声。
我根本就不知道裴裴所为我搭建的，越来越小的浪漫主义希腊神庙还能支撑多久。
毕竟浪漫主义在他眼里，只不过是那朵充满现代性的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