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哈佛、MIT、宾大的校长接连被问 “在你校主张对犹太人种族灭绝是否违背校园行为规范？” 三位校长都艰难地支支吾吾、犹犹豫豫，说些什么 “我听到了这种令人厌憎的言论” “我个人反对这种仇恨言论” “这要视语境而定”，就是不肯说 “这是违背校园行为规范的”。

美国大学的文科院系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意识形态负担，遇到尖锐问题扭不过来了，就立即暴露出荒谬。我还是那个观点：自1950年代美国大学扩招起，公民教育取代了思想家教育，大学就不再是穷究真理的地方，而是灌输安全、有益、“廉价七成正确” 的意识形态的地方。然而长远地看：一切暂时有用的意识形态都是有害的，反噬的时候未到而已；在当下看似廉价的七成正确，早已在未来隐藏了更大的代价。

顺便再给我的《生活世界中的功利主义》做个广告：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把 “意识形态批判” 与 “长期主义” 结合成了同一个东西。暴打自甘堕落为宣传家的本时代智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