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北漂”，我不可免俗地看了最近热播的网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确实让许多都市打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早高峰地铁上旁人吃包子时溅在脸上的唾沫、蛮不讲理毫无边界感的合租室友、在领导面前伶牙俐齿背后却只会甩锅的同事……每一幕都让人怀疑被编剧偷窥了自己的生活。

剧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乔夕辰被黑中介骗了半年的房租，房东叫来搬家工人赶她走，她一面拦着，一面哭着说，“我没有钱了。”后来经过协商，房东给她通融了三天的搬离时间。面对好友胡晶晶的担忧，她佯装潇洒地说没关系，大不了就厚脸皮跟爸妈张口。但最后她也没有这么做，而是向经济状况相对殷实的南嘉姐借钱，度过这场危机。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不管生活怎样捉襟见肘，即使口袋里连一顿饭的钱也没有了，都始终不愿意让父母知道，更绝不可能问他们要钱——这可以说是我在他乡生活的一个原则、一条底线。它如此坚不可摧、不可动摇，就如一幢大楼的地基，一旦撼动了，就仿佛在它之上构筑的所有生活都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与他人稍微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开始严格贯彻这个原则。从离开家乡到北京念大学的第二年开始，我就没有再向父母要过钱了。大学期间，我争取奖学金、做有报酬的实习、凭专业所学在校内外接一些私活，像个小财迷，只为攒下自己的小金库，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但小金库毕竟不够殷实，如果碰到大的开支或突如其来的变故，要坚持靠自己解决金钱问题，其实是挺困难的。

《二十不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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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两次这样的危机。第一次是大二那年，我得到了一个暑假去海外游学两周的机会，虽然机票、住宿等费用都能报销，但需要自己提前垫付。我拿着计算器，一笔一笔地计算开支的大概范围，在确认自己的所有积蓄与开支大抵相当之后，才咬咬牙，下定决心参加这个活动。

那两周确实过得十分开心，但也将我的存款吃光啃尽了。八月末回到北京之后，我的银行卡里只剩八十多块钱，饭卡里只有出国前剩下的一百来块，但钱款报销还得等到开学以后。正好那时，我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一份实习，怎么用手里的不到200块钱支撑到报销款发下来，成了令我焦头烂额的事情。

当时，我每天坐地铁来回上班，通勤的4块钱是固定开支，省不下来。所以，我中午总找各种借口回避和其他同事一起吃饭，等到晚上下班饥肠辘辘地回到学校后，去食堂刷饭卡吃四五块钱一碗的米线，就这样苦行僧似的过了一周。幸运的是，在我觉得自己真的快撑不下去的时候，银行卡里突然多了800块钱——那是前阵子我给校媒写稿子的劳务费。收到这笔钱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了农民那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就觉得天亮了，得救了，又有活路了。

第二次发生在大三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骑着自行车，天却突然下起了大雨。当时心里着急，脚下蹬得飞快，长裙不小心卷进了车轱辘里，使得我侧身摔倒在路上，胳膊肘直接触地，引发了剧烈的疼痛。在校医院检查时，我以为不过是摔得严重了些，直到医生看完我的X光片子，说得帮我转去别的医院，“估计得动手术”时，我才惶恐地意识到这件事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

后来我一边哭，一边去了转诊的骨科医院，恍恍惚惚地照CT、吊手臂、等结果。过程中我甚至特别可笑地问医生，“我能不做手术，自己恢复吗？”医生也愣住了，说骨折已经超过了一定角度，必须得做，让我赶紧回去收拾东西，第二天就住院，住上院了才能排队做手术。

我想了一宿应该怎么办，最终还是决定自己扛着，一个字也没有跟父母说。手术前，医院给我开了缴费单，三万元，都得自己先垫付。可我当时所有钱加起来只有两万多，还差好几千块钱。于是我就向朋友借，还找来了一位同姓的学长，作为我的“哥哥”在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之前网上流传过一个“孤独等级表”，从低到高列举了不同程度的孤独，比如一个人逛超市、看电影、吃火锅等等，其中第十级，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孤独是“一个人去做手术”。我看到这张表时百感交集，只觉得，如果在21岁时就体验过人类最高级别的孤独了，往后余生，应该再没有什么能将我打败了吧。

《三十而已》剧照

在不向父母要钱这件事上，我知道自己表现得十分执拗，执拗得近乎反常、近乎冷酷。大多数漂泊异乡的人不愿意向父母要钱，是因为不想父母担心自己，出于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但我呢，好像更多是在跟钱较劲、跟父母较劲、跟自己较劲。但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从小就从未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坦坦荡荡地接受过父母的钱。

小时候，我的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父母挣钱不容易，所以花钱格外节约。记得读小学时，班级一位孩子家里生了变故，学校组织捐款。我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于是晚饭时鼓起勇气跟父母说了这件事。妈妈说，“我们家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家里也没什么钱，就别捐了。”我没再说话，只是低下头继续吃饭。

《都挺好》剧照

第二天，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将数额不等的钱塞进捐款箱里。轮到我时，我如坐针毡，脸涨得通红，却无法挪动脚步，只能低头忍受着四周或凌厉、或嘲笑、或不解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其他同学都能捐呢？我们家不至于如此吧？真的五块钱也拿不出来了吗？

想归想，但妈妈那句“我们家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从此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以后每一次需要找父母要钱，这句话就会蹦出来，让我觉得自己是有愧的、有罪的。所以在有赚钱能力以后，我就极度渴望实现经济独立，能从那份“有愧”“有罪”中解脱出来。

而另一个更隐秘的原因，藏在捐款那天我所想的问题里。其实我的心里是有答案的：我知道我们家不至于此，只是妈妈不愿意给。妈妈对物质太没有安全感了，我总觉得除了金钱，再没有什么别的能让她感到安心，就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行。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让她总觉得不安，害怕女儿以后嫁了人、“改了姓”，就不管她了、不养她了，所以她得攒钱，得给自己一个退路、一个保障。

《春潮》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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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她的不安，我对人世间一切情感都有极强的包容力与理解力，可这依然伤害了我。在我看来，这份爱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有保留的，金钱在我的潜意识里，或许某种程度就代表了爱，我不敢索取得太多，直到不索取成了我的习惯。

这样的成长经历对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工作后会更努力地扩充自己的金库，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且工作后第三个月就郑重其事地为自己买了一份保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日后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尽可能保证不向父母要钱，并让他们相信，我能照顾好自己，也会照顾好他们。

但我也时常想，如果以后我为人父母，我不愿意孩子像我一样。我希望Ta可以不那么独立和坚强，能大大方方地索取和依赖；我希望Ta遇到问题时能第一时间想到我，独自在异乡漂泊时，没钱了也不必咬牙逞强；我希望能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与信任，也希望Ta相信自己可以在广阔的天空自由地飞，因为身后总会有人为Ta托底。

而这些，都是我在他乡多么渴望得到却得不到的一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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