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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出自《论语·宪问》，全文是：“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朱子说：“谢氏曰：‘虽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实寮无如之何。’愚谓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 意思是说，鲁国人公伯寮向鲁国大夫季孙氏诽谤攻击孔子弟子子路，鲁国大夫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向孔子告诉说：“季孙氏先生的心志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是，凭着我的力量还能杀掉公伯寮并把他的尸体在街市上示众。”孔子说：“大道能够行得通的话，是由天命决定的；大道要是行不通的话，也是由靠天命决定。公伯寮他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这段话被认为是弊端，原因在于，好像孔子这么一说，也就意味着孔子把一切都归结于天命，缺乏进取精神，更缺乏革命精神。在一般人的思想之中，要想达到成功，就应该敢于冒险，就应该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想法，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追求事业成功来说，也可谓可歌可泣的。但是，这种“勇于敢”的做法，不是圣人的做法。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道德经》中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从此可知，孔子也好，老子也罢，都不是为外事外物所动和“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是顺应天然本性，所不相同的是，孔子遵道而行其义，老子则遵道而顺时。再者，成功与行道，并不相同。要达到成功，或许还可以凭借力量或智谋；要使天下有道，却不是凭借力量或智谋就行得通的。所以，不能把谋求“成功”和“行道”同等看待。
钱穆先生说：“人道之不可违者为义，天道之不可争者为命。命不可知，君子推当以义安命。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故不得于命，犹不失吾义。常人于智力所无可奈何之处始谓之命，故必尽智力以争。君子则一准于义，虽力有可争，智有可图，而义所不可，即斯谓之命。孔子之于公伯寮，未尝无景伯可恃。孔子之于卫卿，亦未尝无弥子瑕可缘。然循此以往，终将无以为孔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孔子所强调的不是对他人的要求，而是对自我的要求，也就是要从自己做起，来躬行正道，至于别人是否能行，要靠自己的修养和行为来自然发生影响，要靠正人君子来影响、感化、教化天下；从政治上来说，别人不行正道，首先要追求执政者的责任，因为执政者“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躬行的结果来看，大道是否行得通，不是个人能说了算的，就像是有一条康庄大道在我们面前，走不走是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生能走多远却不是我们能决定的。颜渊乐道好学却不幸寿短，乐道好学是颜渊所能做的，但是不幸寿短不是颜渊所能决定的；屈子灵均行道却忠信而见疑，忠信是屈子所能做的，见疑却不是屈子所能决定的。因此，孔子说大道的行与废是天命的问题，但是是否行道却是自己的问题，这是在告诉我们努力做好自己当前该做的事，而不是让我们消极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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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正误五六：孔子只讲“诗书礼乐”而不讲《易经》、《春秋》吗？
儒学正误六六：乐天知命，故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