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犹太人为什么被憎恶，我曾经有自己的某套推理：在人类物质文明社会的早期，农耕以及土地被认为是最符合核心价值观的从业相关，被迫从商的犹太人地位显而易见处于士农工商的最底层。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资本的重要性开始显山露水，甚至开始左右地位和财富之间微妙的对等关系。在这个阶段，农村的经济则开始渐渐被边缘化，曾经依靠土地而富有的阶层也开始变得贫穷。或许，上帝会告诉他们现世的享乐或辛苦会导向末日的审判，但并不能够阻止他的信徒提出质询，为什么曾经出卖了他的人现在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自己却需要在辛劳的日程里继续捱着过日子。而随着资本市场和量化经济的日益系统化，人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仇富心理也会需要更加具体的对象，以确保自己的愤愤不平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在这样充满意外的历史演变里，犹太人或许是毫不知情的被摁在了全民公敌的座位上。再后来，对犹太人的仇视随着音源制造者的知识面扩展，犹太人的罪名也随之不断扩容——一战之前，欧洲各国的高层均有犹太人出任要职，比如德国外长（签署凡尔赛合约的那位，据说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但是好像查不到），这使得德国人更容易找到一个发泄点，他们的国家被犹太人出卖了。
这一套推理在《奥斯维辛》里也被提及，大意上也是某国的非犹太人指责犹太人做生意骗了大家的钱，这种罪名其实被另一组矛盾嵌套，犹太人很懒犹太人很有钱。劳伦斯·里斯指出，在受害于二战前后挑战人类底限反犹主义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勤恳然后过上好日子的普通犹太人，甚至在另外一些国家，更悠久的反犹传统，使得犹太人生活困苦艰难求存——被矛盾的理由嵌套的罪名，集中于犹太人没有勤恳耕种，所以就理所当然有了其他的罪名，但实际上（劳伦斯·里斯）指出，犹太人之所以没有土地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乃是各个国家的传统历来不允许犹太人持有土地。或许会有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义正辞严的指出，犹太人的原罪并非是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而是他们的祖先出卖了上帝的儿子。那么问题来了，当从商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拥有土地的年代里，犹太人也没有面对大规模的驱逐和谋杀吧，考虑到基督教世界历史悠久的反犹传统，想来更多的是看不起或者怜悯，否则犹太人也没有机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爬上各个国家的高位。
不过，反犹抵达历史新高度，是因为活跃在资本市场的多是犹太人这一点，仿佛并站不住脚。这个地方，伊恩·托尔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三部曲最后一本里提到日本人奇异的心理变化，即日军在太平洋战区的每况愈下并没有打动他们，甚至出现在本土上空的B-29还促生了奇怪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但是，当他们发现配给制一再缩水导致大后方的人民必须忍饥挨饿的时候，就有点受不了，那种负面的情绪如野草般疯狂生长，最终导致了（对日本人而言已经很勇敢的抵抗主流情绪的）一系列对日本政府而言匪夷所思的民众反应。所以，反犹排犹这件事之所以会在德国忽然爆发成人文伦理灾难级别的事情，很重要的是当时德国富庶之地被割让、又因为凡尔赛条约需要背负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当时全球经济形势一片摆烂，使得德国民众的生活艰难到发指。伊恩·托尔所言甚是，只有糟糕的形态可以具象成为日常里的捉急，才会真正意义上让人民跳脚，一战后的德国显然就是这一观点的极端情况。当人民普遍沉浸在战事大好的虚假宣传里忽然就传来投降的消息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怎么看都有一场阴谋在人民不知道的地方酝酿然后爆发，出现在凡尔赛条约上的名字成为那一帮“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因为（应该是）在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里提到，犹太人赚了大钱让德国老百姓日子变难过的故事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出现了，当时煽动者的意图是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来当选议员以争取行政豁免权，但这种操作招致不齿——并不是德国人过于高尚，不过证明了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还没有那么难过而已。

其实，从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变化可以看出一点，除了希特勒本人对于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视之外，层层加码的社会动员充分表现出了乌合之众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只是局限在德国人，或许劳伦斯·里斯的这本书还不至于让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感——就好像奥斯维辛并不是在德国，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也不仅仅是德国。换言之，从艾希曼的供词里剥离出来的六百万这个数字，并不只是纳粹的暴行。这也正是劳伦斯·里斯以层层渐进的笔法，在这本书里揭露出来的真正让人胆寒的往事。曾几何时，一种简单粗暴的辩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话术，它广泛的出现在德国民众以及纳粹党人的战后发声之中，即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人。但劳伦斯·里斯的例证让这种勉强台词的说服力荡然无存，因为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迫害犹太人行为的人，多多少少都在这个过程里表现出了极度冷漠无情的主观能动性，也正是这些能动性，让对付犹太人的办法日益残暴。以及，极端民族主义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第三帝国的代言人，争先恐后地强调集中营灭绝营大屠杀都是子虚乌有，甚至盟国之一的苏联笼统的以法西斯主义受害者一概而论之，这倒是打了他们自己的脸——从来，他们都强调犹太人有原罪以及该死，但是战时的第三帝国忙于遮掩和粉饰，战后又竭力毁尸灭迹或将有作无，显然他们也自觉这是谬天下之大误的事情，四舍五入相当于他们也知道，就算犹太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规模化系统化的迫害他们也是错的。那么问题来了，何以人们会在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还要去做呢？
劳伦斯·里斯强调了政治投机性，最值得拿来举例子的就是希姆莱。战争早期，在必须和海德里希争夺希特勒的关注这个层面，已经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上诸多摇摆，但最让人无语的是德国败局已定的时候，他早早地抢跑，暗搓搓地和盟军方面及以色列代理人勾搭，无非是想在战后为自己多挣一些政治资本而已——这点也在很多普通人的身上有所体现，他们的台词基本上围绕“所有人都这么做”这个主题思想发展周边，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投机。劳伦斯·里斯其实对普通人还是笔下留情，他提到，时局不稳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不费力的随大流，尽管这助长了恶，却也很难对他们过多苛责。简单来说，曾经伸出过援手的，都可以被认为是逆行的英雄，但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的，也不见得是罪大恶极。可是，对受害者来说，最大的伤害很多都是来自于“熟人”，也就是劳伦斯·里斯试图放过的普通人，那种情感上的伤痛或许更甚纳粹——其中包括搜捕犹太人过程中来自邻居和朋友的出卖，被送去集中营或死亡营时路人的冷漠，自以为合法地占据了犹太人财产的贪婪，集中营里围绕卡波而产生的另一种压迫和被压迫，因为被授权而选择压迫犹太人的另一些犹太人，终于逃脱或幸存却面临二次囚禁以及更糟糕的反犹社态的归来者。实际上，这同样表现为一种政治投机，或许是相信德国人会赢，或许是单纯地想要活下去，再或许是新的意识形态为旧的迫害和霸凌找到了另外的正当性。
就好像马丁·尼莫拉那首著名的从共产党到犹太人、从工会到天主教徒的诗一样，那些前一日还是朋友后一日就成为凶徒的故事，在以奥斯维辛为杀戮标签的集中营进程里随处可见：所有的迫害都是循序渐进的。即便没有留下确凿的证据证明希特勒本人签署了大屠杀的命令，但他的授意可以从各个地方得到旁证（孤证不引是劳伦斯·里斯对奥斯维辛的尊重，以避免放大施害与被害的对立而使得史实失真），元首的授意鼓舞了党卫队的热情与决心——就好像后者在占领国鼓励当地人做的那样：最大程度迫害波兰人的，是波兰的非犹太人。在欧洲，除了丹麦可以坦然面对历史，其他的国家多多少少都用“积极的态度”回应了元首的希冀，包括法国以及隶属于英国的海峡群岛（后者放弃了犹太人却在保护共济会成员的时候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勇气和热情）。就这样，元首的意志不仅仅完成了对党卫队的投射，也影响到了他原来或许也没想到会被影响到的人，这一条链路是劳伦斯·里斯的叙述核心：情况是怎么一点一点变得惨绝人寰无可救药的，导读部分给到了一个专有名词——累积式激进。前一次读到意义看起来长得差不多的词是在伊恩·托尔描述日军从1941年到1942年在太平洋战场推进成果的时候，从我的理解来说，就是看起来不连贯但是却又一环扣着一环：奥斯维辛从最开始毫不起眼的劳改营变成臭名昭著的灭绝营，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劳伦斯·里斯指出了某个事实纳粹并不是一开始就精心设计要让奥斯维辛变成一个灭绝营，而是在大环境和小人物的各种变量的作用下，成为极端。

序言部分，劳伦斯·里斯提到，希特勒喜欢任命两个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务，从而在纳粹领导层中间营造激烈竞争的氛围——这很容易让人下意识的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两位行动派的名字从脑回路里拉拔出来，然后暗搓搓地寻思，这两位是怎么从第三帝国建立权威伊始，就用各自的方式在元首面前呈现出一种非激进不正常的癫狂。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仅仅是在1940年，就是同样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认为大规模屠杀有悖于第三帝国的文明优越性。希姆莱说，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海德里希也说过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太平洋战争三部曲里日俄战争时期展现出优秀骑士精神和国际主义关怀的日本海军，和稍后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海军，尤其劳伦斯·里斯在稍后些篇幅也会提到，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确实给纳粹的犹太人政策产生甚为严肃的影响。那么，这两位曾经认为灭绝行为极不体面的人，何以成为了最终解决方案策略的关键人物？虽有些许牵强，但实际上还是跟生存这件事本身相关，一旦他们认定如何对待犹太人于第三帝国而言事关生死，那么所有的大而化之就都有可能变成吹毛求疵。仿佛，事关生存的主基调一点确认，任何事情就都可被合理化：劳伦斯·里斯的著述里采访到若干集中营前纳粹军官，他们在不同的职位上间接和直接对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做流水化作业，让劳伦斯·里斯很难加以说服的是，那些人尽管并不能坦然面对自己在战时做过的事情，却始终不认为以国家机器的威权对待一个种族是错的。有些人在之前拒绝了BBC纪录片的采访，他们的理由是觉得后者会歪曲自己的观点，而数十年讳莫如深的军官最终选择开口，也是因为那些虚无的否认激怒了亲历者，未能说出的潜台词依旧是他们认为当年集中营种种从战略层面并没有错，只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或许产生了偏误，而对集中营的否认则是对当时纳粹指导思想的否认，那些军官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确实是一种很难用波澜不惊和平年代生人的思想去揣摩其动机的思维模式，也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第三帝国从上到下都还没有琢磨过要系统性地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何以几乎是在毫无过渡的某个节点，庞大的杀人工厂就接二连三的运作起来了呢？劳伦斯·里斯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到德苏战争的风向转变，试探着解析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基于劳伦斯·里斯本身是一个正常人的推演，但第三帝国种种，都以极端主义和极端境况挑战着常人思维的各种边界，怕是劳伦斯·里斯永无设身处地找到标准答案之可能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劳伦斯·里斯才会在叙述的过程中，尽量把事实和情感以一种相对割裂的方式来摆放，简单的来说，他在描述各种让人倍觉惊悚的集中营往事时，用一种类似于说明文的笔触娓娓道来，不夹杂战后思维的情感评价——当事实描述完毕，他即刻（就好像是在撰写前述段落时的主观情感终于爆发一样）会以独立的段落来做情感的陈述。这种叙述方式，营造了一种很奇妙的未来人穿越到历史时间线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的情景。就好像他在描述鲁道夫·霍斯在被提拔成为指挥官前往前波兰地区现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奥斯维辛、一所尚不存在的集中营履职的段落，平铺直叙的程度让人觉得就好像是小学生流水账式作文的某一篇，平平无奇。但稍后，他就用最简单的一句话点出了以霍斯为代表的普通纳粹军官在庞大杀人体系里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短短五年之内，这个集中营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发生地。当然，希特勒和他的亲随们定下了最终解决方案，可是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日程安排决定了他们永远都没有可能成为真实的执行人，劳伦斯·里斯讲述的，就是那些执行人创造的历史。
鲁道夫·霍斯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看起来非常非常普通，就像是一个杂货店的店员，寡言少语情绪稳定，擦肩而过时不会让人多看一样的那种——霍斯的形象十分贴切的反衬了纳粹庞大杀人体系里的不同寻常，后面的段落陆陆续续地写道，那些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最初的感觉会是些许的安心：当经历了让人觉得压抑、不解、羞辱的搜罗遣送之路，他们会在看起来十分温和好看的火车站下车，然后貌似很友好的医生会让他们脱掉衣服去洗澡顺便还会叮嘱要记得自己衣服的位置。当集中营种种被严密封锁的年代，犹太人（其实还不止犹太人）在极度肮脏可怕车程之后看到这样的场景，配合某些送他们去工作的说辞，心理忽然松弛下来好像也是人之常情。用看似平和的气氛，来作为杀戮的预演，真的是对人类创造力的莫大讽刺。另一面让人觉得恐慌的部分是，中后期所谓安乐死和毒气室的使用，在某些勉强的说辞里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减少死者痛苦的方法，变态地成为集中营的辩护词。暂且可以假装集中营那些虐杀事件的不存在或非典型性，纳粹大规模采用毒气室的类似操作，并不是为了照顾死者的情绪，而是为了最大程度满足KPI，更让人觉得难堪的是，这种存在距离感的屠杀，稀释了行刑人的道德负担。另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是纳粹后来用于指责盟军为了反击而进行的造势型轰炸，纳粹认为盟军的做法和集中营的屠杀并无二致。某些正义的台词或可作为开脱，认为享受了极权红利的人必须也同时承担起相应的后果。可是劳伦斯·里斯也说出了一个真相，盟军在选择目标的时候是以城市易燃性为第一考虑的，这个跟太平洋战区尝试燃烧弹投放的目标选择是很相似。现代科学的进步，不仅仅让屠杀的规模产生几何量级的增长，同时还让行刑人和血肉炸裂隔开了距离以降前者的负罪感。

霍斯的人生历程像极了普通纳粹军官的标准化履历（希特勒本人也是如此），一战时的志愿军，然后认为战败是被出卖，在反犹情绪的驱使下做过极端行为然后被投入魏玛共和国的监狱，出狱后多多少少过过一些平常的日子，因为特殊的契机又接近权力渐渐走上人生巅峰，最后忽然坠落。1934年，希姆莱邀请霍斯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队队员，毫无疑问，他是怀着积极向上的热忱做出这一选择，感觉自己将会参与到一个美好新世界的建设中去。劳伦斯·里斯指出，这是霍斯自己的选择——后面的描述其实也象征了德国人的选择，希特勒正在用更加齐整的社会面貌取代了魏玛早期的混乱，人们接受了这场“没有想到的、和平”的革命。霍斯当然有选择权，他可以一辈子都做一个农民，或者进入希特勒的权力核心，选择了后者，并没有好惊讶的地方。霍斯最初加入的集中营，是为纳粹的异见者和政敌准备的，诚然，集中营也不是纳粹的原创，布尔战争时期，英国人就已经把这一套东西玩的很溜了。霍斯首先前往履职的是达豪集中营，劳伦斯·里斯特别指出，纳粹早期的集中营和后来的集中营基本上不是一回事，准确来说，早期的集中营更像是劳改营和政治犯监狱，但后期的集中营则转型成为灭绝营，他认为，早期人们对集中营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就是因为类似于达豪集中营这种以政治犯为主要关押者的地方，混淆了一般民众的认知——所以我默默地猜测，对布尔集中营略有知晓的人，大概也觉得奥斯维辛这种毫无新意的德国人的集中营没什么特别之处吧，尽管奥斯维辛当时是最高机密。
达豪给了霍斯很多启发，并成为以后集中营指挥官的训导思想，包括营内的达尔文主义和绝对冷酷。达尔文主义这一点，更大程度的让集中营的囚徒生活更加难堪，因为以减少犹太人（还有苏联战俘）为目的的运营模式下，必然只会提供极少的资源，人和人在为了生存的情况下将会最大程度激发人的动物性和排他性。后文会提到身体羸弱的孩子，很难在跟成人之间就食物的抢夺中有所收获，尽管他后来找到了办法，可是更多的人都会死于饥饿和寒冷，显然，集中营的运营者对此喜闻乐见。霍斯在达豪步步高升，然后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以及要做到什么程度——在受审时，他仿佛也从未否认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及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一直都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我们可以认为霍斯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吗？或许可以稍微偏执的认为，霍斯从一开始就是纳粹的同路人，所以并没有让人觉得意外，那么伊尔玛·艾吉和她的家人呢？伊尔玛·艾吉是一个爱沙尼亚德意志人，她和她的家人在1939年底来到波兰或德国的瓦尔特大区——这让他们十分失望，因为他们原来想要去的地方是狭义上的德国（大概奥地利都不配），圣诞节前夕，一个纳粹官员给了他们一串公寓钥匙，而这个公寓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艾吉一家吃惊不已，他们觉得这种事情匪夷所思，但也觉得带着负罪感过日子同样匪夷所思，他们坦然承认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及用“还能做什么还能去哪里”为自己辩解。
依稀记得在一些书里的战前时光，作为某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日子也不好过，或许艾吉一家也曾经受到过来自其他人的霸凌和排挤，所以才会满心希望的踏上回归帝国的遥远路途。在那样的时候，以艾吉一家曾经受到的排挤来讨论他们在面对犹太人命运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荒诞的，甚至，我还会稍带恶意的揣测，他们仅有的遗憾估计是因为对方是波兰人，如果是爱沙尼亚（或许都不需要是犹太人）还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类似的情节出现在了后来的段落里，那些曾经微笑的、和善的、甚至接受过犹太人帮助但后来在纳粹安排下强占犹太人财产的人，大多表现出了那种让人惊讶的理所当然。我不确定人情味是在什么地方出了故障，只是因为犹太人被塑造成手握资本的奸商，还是大家都觉得出卖过耶稣基督的人本来就应该提供不必须的帮助来赎罪，或者就是活该。据说在波兰，就有数十万波兰人遭到驱逐，为了给艾吉那样的人腾出“生存空间”——但是希姆莱的大工程并不顺利，他转而把人口互换的点子改成了此消彼长：压缩犹太人的生存空间，以为德意志人提供更多空间，犹太人隔离区顺势而生。其实，犹太人隔离区值得自成一书，我觉得劳伦斯·里斯之所以在这一本里也讲了很多犹太人隔离区里的前因后果，乃是因为犹太人隔离区（即便都是犹太人）也同样出现了集中营里的达尔文主义，以及用犹太人管理犹太人以疏离族群关系的操作——最恶劣的大约是到了某个时期，纳粹官方要求隔离区的犹太长者来挑选送往集中营人选的做法，而那一位犹太长者不仅仅乐在其中，更出人意料的从中获取了“收益”。

但是，从一开始，或者说在1940年的早期，犹太隔离区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并不够资格成为帝国浓墨重彩的部分，劳伦斯·里斯认为，它实际反应出纳粹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惧，这让他们在“让犹太人都走开”的指导思想下越走越远。1940年5月的备忘录里，希姆莱已然有了计划，他要把波兰分成德意志区和非德意志区，并明确了如何对待波兰人和犹太人，希姆莱希望，所有的波兰人可以成为文盲然后乖乖听从德意志人的奴役。在这之中有一条其实我看不明白，希姆莱提出要把血统纯正的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交给合适的人抚养。但是，孩子的血统来自于父母，何以会发生孩子血统纯正在父母有问题的案例呢？这份备忘录里还反应了当时德国人战绩彪炳阶段的乐观和相对宽松的犹太人政策，希姆莱指望法国很快输掉战争（他是对的），英国人很快投降（可丘吉尔是个硬骨头自然是不肯的），然后波兰（应该是全欧洲的犹太人）都会被塞进轮船运到马达加斯加去。劳伦斯·里斯指出，这个想法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大量犹太人的死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纳粹或许可以辩解说这些犹太人并不是直接死于纳粹之手，所以在那个节骨眼上，纳粹方面对大规模灭绝犹太人还是稍微有点忌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做好准备要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只能说这个国家的胜绩还没有到可以漠视一切国际反应的程度。
同样的，建立在波兰的德意志人区的奥斯维辛一开始也不是杀人工厂，仅仅是因为该地区虽然工业化程度高但生存环境恶劣所以并不适合德国人居住所以需要很多波兰奴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作用是对那些波兰奴工起到威慑恐吓的作用，按照霍斯从达豪集中营学来的“卡波（用犯人管理犯人）”制度，奥斯维辛首先安排了三十个刑事犯入住，在未来他们将会成为集中营里真正可怕的存在。关于刑事犯和政治犯的区别，曾经在描述沙皇流放制度的著作《死屋》里读到一二，简单来说，普通的政治犯或者亡国者的监禁生涯，和刑事犯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后者为了活下来或者占据某种新的权力地位，可以做出的事情更为卑劣以及残暴，尤其在刑事犯抵达奥斯维辛之后来到的那批波兰人，大部分是神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的价值观在严苛的环境和空荡荡的奥斯维辛正在不断的接受挑战，从而如纳粹所愿，在波兰的德意志区开始流传某个可怕集中营的传说。劳伦斯·里斯记录了最初让奥斯维辛囚徒们胆战心惊印象深刻的片段，都来自于暴虐到发指的卡波，相比于在未来的段落里还能从卡波那里搜罗到些许人性，1940年的奥斯维辛，被卡波们瞠目的暴行所充斥，而这些暴行则是在党卫队的鼓励下发生的。换言之，霍斯们一边想要营造集中营里残暴的文化，同时仿佛又在竭力避免自己的双手直接沾血，所以用了这种奇怪的方式。不过劳伦斯·里斯依旧认真的在相应的段落提醒到，当时的奥斯维辛最主要的作用，还是起到对“偷懒者”的威慑，因为希姆莱给奥斯维辛设计了特殊的定位，它需要服务于第三帝国庞大的建设和生产需求。可希姆莱的目的有没有达到呢？我只读到幸存者们说，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寻找“有屋顶的工作”，换言之，被纵容的卡波的残暴，反而让最聪明和最有体力的人“成功”地规避了他们可以创造最大价值的命运。
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曾经鼓动霍斯从农业合作社中离开转而成为专职党卫队队员的希姆莱出现在了奥斯维辛，非正式记录显示希姆莱想要和同样对土地羁绊深厚的霍斯一起，在奥斯维辛建立一个农业乌托邦。劳伦斯·里斯捕捉到的重点，并不是鬼畜的血与土情怀的衍生，而是希姆莱不切实际想法何以得到了霍斯的热情回应：一方面德国在四十年代初期的战果让他们足以爆发出无所不能的自信；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的全面动员让国家有机会集中某种特定的资源去实现和平时期荒诞的白日梦，也正是这两点，使得未来他们也可以笃定地认为，来自最终解决方案里离奇鬼畜的目标数字，是可以实现的——换言之，正是因为纳粹之中满是希姆莱和霍斯这样总是对情势变化有自己想法的人，第三帝国才会表现出各式各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无所不能。或许，另一件事可以认为希姆莱的造访和白日梦或许是第三帝国疯狂战时年月的开始（或分水岭），1941年复活节前夕，奥斯维辛甚至还释放了一批犯人，部分知名政治犯的获释或是舆论压力的作用，这说明在当时，第三帝国的狂妄还是有所收敛的。以及同期，法本公司在奥斯维辛建造了橡胶厂和燃料厂，奥斯维辛假惺惺地和法本公司一起为在厂里工作的犯人提供薪水。劳伦斯·里斯认为，这一系列的操作代表了德国对战争的乐观，尤其是对苏战争巴巴罗萨行动的势如破竹，大大提振了第三帝国本就膨胀的信心，坚定地相信犹太人的最终归宿会是马达加斯加，而奥斯维辛将会如希姆莱所愿成为新的产能中心。

巴巴罗萨行动绝对是第三帝国各种政策的巨大转折点，毕竟谁能想到庞大的苏联会那么不经打呢？劳伦斯·里斯特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东线战事对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宣传口径是犹太人约等于共产主义者（这仿佛可以追溯到德国在一战后某个短命的共产主义政权，该政权的大部分执政者都是犹太人）。首先，第三帝国的经济部门提出应该英苏联的失误喂饱德国人，这意味着苏联北部会有三千万人死于饥饿，当时，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到了斯大林在某个阶段对人口过剩问题的处理方式，那是驱逐富农和建立农业集体化的年份，我不太记得其他书里提到的斯大林当时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但还是记得农业集体化造成了有效劳动力的迁徙和流失，最后确实令到很多人饿死——也不知道祸兮福兮，后文有一个苏联战俘回忆，自己之所以可以在条件瘆人的集中营活下来，是因为他经历了农业集体化进程的饥饿，这使得他在集中营的生活里凭借很少食物就可以活下来，但其他年少时条件相对较好的同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反正希姆莱的目标是，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减少三千万。随着德军的推进，他们开始煽动当地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海德里希的指令中清晰的要求，德军需要对新占领的土地上一切反犹清洗行动进行鼓励。所以，就很难不让人发问，在苏德战争早期遭受苦难的犹太人，对他们施以毒手的有多少是德国人，还有多少是苏联人——或者说，有多少苏联人，成为纳粹之于犹太人灾难的帮凶。
原来身处波兰德国交界处的奥斯维辛也神奇的受到巴巴罗萨行动的影响，一批以苏维埃政委为主要组成的战俘被送到了奥斯维辛，他们在这里被区别对待，换言之，在1940到1941年，奥斯维辛仍然还不算是犹太人的地狱，它依旧是用于威慑波兰人的政治工具。所以，霍斯的主要工作是要定向输送劳动力以及避免越狱——他制定了残暴的连坐制度，即成功越狱者的家人和所属的分队会被挑出来处死，有一个让人深切的感受到奥斯维辛漠视人命和无情的段落写到，在一次选择就越狱者的连带处死对象时，有一个人没有听清楚指令而误以为自己被选中而站了出来，负责挑选的纳粹军官说“别管他，既然他站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命”。不过当时奥斯维辛杀人工厂的初貌已经有所显现，那就是毒气室的建立，最初用于有欠健康会影响帝国优质血统传承者的安乐死，在不久的未来就会成为系统性的流水线作业——劳伦斯·里斯充分展示了这一系统惊人的进化力，以及让人类文明为之失色的系统性严谨和科学化提升。而另一预示着纳粹对于犹太人政策的进一步激进化的改变是希姆莱在和希特勒多次面谈后，把妇女和儿童也纳入屠杀对象之中——在未来的日子里，从斯洛伐克到维希法国，他们后来都因为觉得只把家里的男人送走而留下老弱妇幼对自己而言是一种麻烦，于是积极的配合纳粹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走，而那些缺乏工作能力的人，将在第一轮的筛选过后就被送进毒气室。
早期（在乌克兰的）屠杀是令人震惊的，党卫队包围了整个镇子，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出来，然后挨个枪毙——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行为，以至于一整天都没有办法完成任务而不得不让没来及的犹太人回去，第二天继续。参与过屠杀的步兵旅士兵回忆说，当受害人站在离他仅几米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是拿枪准备然后打准一点，他没有噩梦，也不会质疑自己做过什么。虽然说战争会抹杀人性，但以往看到的更多是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但是当军人的枪口瞄准的是平民时还能如此波澜不惊，只能认为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默认了犹太人该死这件事，从而也为霍斯等中高级纳粹军官何以会在履职的过程中，不断用最极端的方式去揣度希特勒的心理活动，而在灭绝犹太人的过程中愈行愈远——那些人对于灭绝犹太人这件事，毫无歉意，从未后悔，甚至倍感自豪，他们相信犹太人带来了伤害，也相信没有犹太人的世界更加美好。但瓦西里是幸运的，在第一天的集体枪杀中幸存下来后，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躲在邻居家里，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值得被记录，乃是因为瓦西里的幸运极为难得。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历来和谐相处的邻居，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恶魔的帮凶——托伊·布拉特就是被朋友出卖的，对他来说邻居比纳粹更可怕，因为“德国人看不出来他是犹太人，但我的邻居知道”。劳伦斯·里斯在很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了这种心寒，这不仅仅造成了当事人在战时的深重苦难，也让他们以幸存者身份回到故土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另一场恶毒的背叛。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在早期的行刑中产生心理创伤，这促使希姆莱下令开辟新的屠杀方式，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首先被应用的，则是毒气卡车，差不多的时候，奥斯维辛也把原来专司酷刑的11号楼变成了毒气楼，霍斯很满意毒气室的使用，因为这让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换言之，尽管在这个时点上的奥斯维辛还没有成为专业的杀人工厂，但是血流成河的反复出现已然成为事实。在战后，霍斯们为了逃脱审判，大多坚持自己只是服从命令的机器人，但实际上，霍斯在奥斯维辛的不断进取是很难被忽略的，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德国人可以如此坦然地接受对杀戮的鼓励，即便可以包装成为另外一种强词夺理下的服从命令，但是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主观上无比认同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是对的——就好像很多幸存者在离开集中营后，见到任意友善的路人，都会忍不住想要猜测当那些人被投掷于集中营的恶劣氛围中，会表现出怎样的残忍和暴虐？这反应了正常社会生态下，人们基本上还是愿意在公序良俗之下对某些恶念加以克制，但一旦群体的魔性都被释放出来，就会形成一种奇异的倒逼，令得元首从群众的呼声里找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合理性，所以大环境对原恶的激化作用是真的很吓人了。劳伦斯·里斯认为，证明许多人的集体意志最终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件事，1941年驱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和执行极具典型性和概括力。
一战时期，很多犹太人参与了战争，著名的安妮日记作者安妮的父亲也是一战老兵甚至还获得过勋章。但是二战时，德国方面禁止犹太人从军，这形成了纳粹党徒无法忍受的局面，那就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雅利安大好青年在东线牺牲的时候，犹太人反而在大后方安稳度日。1941年夏天，戈培尔提出应该驱逐柏林的犹太人，但希特勒似乎回复，在赢得战争是当务之急的情况下，犹太问题不配有那么高的优先级（这也暗示了，某些地方对犹太人的杀戮更多的是各级别执行者觉得元首希望他们“分散精力”收拾帝国敌人）。不过到了秋冬季，莫斯科好像就快要被德军收入囊中，希特勒试图等打完仗再系统性收拾犹太人这件事的时间排序需要靠前。在这个政策的变化下，17岁的露西尔的母亲接到一封挂号信，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做好离开汉堡的准备，在父亲死于达豪集中营八个月后，他们在汉堡市民的注视下向火车站走去，露西尔回忆，她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觉得害怕。汉堡市民斯托约翰的反应则证明了当时他们对犹太人的去向和结局心知肚明，他说“有20%的人欣喜若狂”，以及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犹太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们会被送去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以斯托约翰为代表的普通德国人都知道，这些犹太人不会再回来了。这种认知其实加重了他们的冷漠和残忍，毕竟他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参与踩一脚的对象不会回来，所以他们的恶劣不会被追究也无从责难——类似的段落出现在苏联时代赫鲁晓夫暂时的解冻阶段，因为邻居和亲友的出卖而置身悲惨境地的政治犯因为平反而回来的时候，出卖者都表现出了接近精神分裂的症状，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对方回不来的笃定，恶劣的行为是不会到那个地步的，那么是谁给了那些人这样的认定呢？从劳伦斯·里斯笔下希特勒拒绝留下只言片语的实体文本这种过分谨慎的行为，只能说那是反犹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层层加码以后大众理所当然的反应。
露西尔和她的家人将会在奥斯维辛大规模扩建时期抵达，临近的比克瑙战俘营正在大兴土木，关于比克瑙的建设从什么时候立项，仿佛很难厘清，但是对于犹太最终解决方案那档子事，比克瑙是什么时候决定建造的、最初是为了收容战俘还是犹太人、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工厂的，仿佛毫不重要。反正从一开始，比克瑙就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酷，它给予每个犯人的生存空间是德国集中营的四分之一。在对苏战争的前期，德国俘获了三百万红军战士，到战争结束累积五百七十万人，有三百三十万人死于狱中，这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之前就想好要得到的结果，即故意克扣吃穿且令他们置身于极端恶劣的环境以造成不可避免的死亡——毫无疑问，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霍斯所代表的中高级军官，承担了绝大多数的KPI。最早一批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因为经历过集体农庄所以成为幸存者的苏联战俘斯滕金回忆，“到处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霍斯写下了他看到的苏联人为了生存开始吃人肉的场景，试图以此证明斯拉夫人确实野蛮而德国方面的做法具有正当性，这大约是逻辑学应用场景里最让人无语的状况之一。除了给犯人刺上编号以进一步剥削个体尊严之外，奥斯维辛管理者还用五花八门的疾病来搪塞犯人的死亡，这个也很耐人寻味。如果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对苏联战俘的非正常死亡都乐见其成，那为什么奥斯维辛的管理者要做这种功夫呢？甚至他们后来为了避免这种功夫，发明了基于筛查制度的新办法，一到达就被选中要死的人不做任何记录，从这一点是否可以理解成，可以找到数字出处的艾希曼的六百万其实还是估少了？

在随后的段落里，劳伦斯·里斯除了继续讲述奥斯维辛是怎样一步步成为纳粹体系里最大的杀人工厂之外，还罗列了无数“平凡人的恶”。露西尔并不是一开始就抵达奥斯维辛，她和家人的第一站是罗兹犹太人隔离区，那里同样面对生活资源极度匮乏的问题。附近的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坦言利用了犹太人的困乏发了大财，“犹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饱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换来一个面包，那他们就能多活一两趟，这是生活教会你的道理”，罗兹的某个德意志人这样说。但最恶心的是，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长老理事会）被纳粹任命为自治者，从而在这个本来由受害人组成的聚落里产生了新的权贵。我不知道这个跟达豪集中营首创奥斯维辛发扬光大的卡波（用犯人管理犯人）制度是否异曲同工，但显然，承担起所谓公共服务和警察职能的理事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为犹太人服务。所以，露西尔在感慨备受波兰犹太人欺负的德国犹太人的无奈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来自理事会自治体系的盘剥。“在隔离区里，想办成任何事的代价都更高，什么都不便宜。但这是隔离区的生活造就的。他们在战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很怀疑。”露西尔这样说。谁能想到，罗兹隔离区的恶劣情况，成为了纳粹系统化流水线处死犹太人的发端——隔离区人太多了，大区长官不堪其负，善用毒气卡车的朗格（这个人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一书里提到的很神秘的朗格医生吧）来了。最先成为杀人工厂的是海乌姆诺（实际上后来奥斯维辛成为杀人工厂的第一名，某种程度来讲是因为贝尔赛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过于“骄人”的成绩，这三个很小只的集中营造成了一百七十万犹太人的死亡，据说那三处面积之小因为让人无法相信会有那么多人死在那里而愈显恐怖），当然在未来，奥斯维辛会在其他小规模灭绝营的刺激下而成为最后的大BOSS。紧跟着海乌姆诺，首先开始把毒气室纳入设计的贝尔赛克也开始动工。
旧帝国犹太人的驱逐和苏联犹太人的转移给各个大区带来了罗兹隔离区同样的问题，数万人在前往奥斯维辛的过程里，在各个中转站被枪杀——其中某些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屠杀居然遭到希姆莱的训斥，劳伦斯·里斯由此认为，当时至少如何处理德国犹太人还没有统一政策。但是，更显而易见的是，当沿途大区的杀戮并没有招致任何非难，证明了当时的第三帝国大环境对于杀害犹太人已经多么的习以为常，如果大规模的屠杀都不会带来震动，那么日常生活中犹太人遭受到的迫害何如就更让人不敢想象。偏偏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罗兹隔离区里的犹太理事会居然还助纣为虐，充当其了另外的压迫者。这种类似于中国战区伪军的操作，比后来出卖了法国犹太人的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甚至更加过分，“反犹这件事在欧洲由来已久，身为隔离区的自治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循守望相助的自然法则”这样的观点搭配活人案例来看，真的是很傻很天真了。后来依靠了四分之一波兰血统终于勉强留在隔离区的露西尔就将成为犹太人压迫犹太人的见证者——劳伦斯·里斯在写到相关段落的时候，十分慎重地使用了“隔离区的犹太人管理层被迫参与决定对那些人进行驱逐”，从指控纳粹的角度来说，这不失为一种造成犹太人内部分裂的讽刺举措，但是，是的，后面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管理层都陷入情感和理智的焦灼，其中不乏乐在其中的人。罗兹隔离区的领导人莫得哈伊·鲁姆科夫斯基是一个犹太商人，在隔离区相当于德国人之下最高地位的享有者，这赋予了他甚至超过德国人赋予的权力——露西尔只知道他是一个66岁的凶暴老人、是个十足的独裁者，尽管露西尔的上司试图把这个年轻女孩子藏起来，但她最终还是被鲁姆科夫斯基调到另外的部门。露西尔坦承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屈从于一种致郁的关系，虽然劳伦斯·里斯最终没有直接明白的说出露西尔的遭遇，但毫无疑问以她为代表的年轻女孩子并没有从鲁姆科夫斯基这里得到好的回忆：她用“恶心、气愤、侮辱”来形容鲁姆科夫斯基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只是鲁姆科夫斯基的“独裁”也是有期限的，对于德国人来说，他的身上就只有一个标签，那就是犹太人。不久后，他和露西尔一起去了奥斯维辛，最终和家人都死在了比克瑙的毒气室。
露西尔抵达奥斯维辛的时候，距离她离开汉堡已经三年，当时和母亲妹妹一起的她如今孑然一身。在她之前，差不多是1939年的时候，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成了奥斯维辛的住客。那是另一段历史的狂暴往事，时任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父、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在和纳粹德国结盟后，签订了附庸协议，允许德国控制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于此同时，斯洛伐克政府满腔热情的制定针对九万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迫害政策。埃娃·沃塔沃娃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她的回忆让人倍感唏嘘，她觉得自己是忽然被社会遗弃了，在这之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沃塔沃娃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蒂索和纳粹德国结盟之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生活并没有异常，所以，劳伦斯·里斯由此类案例得出结论，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迫害有一个特点，就是朋友以惊人地速度变成敌人，就好像一个开关忽然打开了一样。本来，被驱逐的犹太人仅仅是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可斯洛伐克方面提出，把养家糊口的人和其他家庭成员分开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当然，斯洛伐克政府真正觉得麻烦的并非是基督教教义的阐释，而是劳动力离开后的犹太妇孺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最终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驱逐一名犹太人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犹太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且德国人不能占有这些犹太人留下的财产（后来类似的事情也在奥斯维辛上演，拜耳药业从集中营“购买”犯人以进行新药的实验，真的就很难用无知的眼神看待这些大品牌了）。主心骨和家人不能离开所以驱逐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后来也成了法国人配合德方驱逐法国犹太人的说辞，劳伦斯·里斯认为法国人的情形更加恶劣，因为当时维希法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而纳粹德国当时没有名义也没有能力强制推进某些极端措施，所以驱赶法国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时任法国政府和法国警察的配合所致，这也是赖伐尔远比蒂索更可恶的原因。

关于纳粹何以突然主张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灭绝，劳伦斯·里斯称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且在后续很短的时间内于太平洋地区造成盟军方面的溃败，导致了接下来犹太人的厄运。其中的逻辑给人十分鬼畜的即视感：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到一个礼拜，德国向美国宣战，随后希特勒发布讲话，说罗斯福正受到犹太人的操纵，同样受到犹太人摆布的还有约瑟夫·斯大林。这里的桥段搭配太平洋战争三部曲就十分奥妙了，山本五十六发动珍珠港行动的目标是以战止战，就是一下子把美国打趴下了，然后接收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资源，以解决自己燃料和工业原材料受制于人的问题，以及珍珠港事件的最高目标，更是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且为日本人争取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希特勒又认为罗斯福是受人操控，作为还没有跟美国正面交火的国家，希勒特的这一番说辞很有点为罗斯福准备好台阶下的意思，也就是说罗斯福依旧受制于孤立主义而没有办法宣战却又面子上挂不住的话，大可把美国政府里的犹太官员推出来挡枪，然后在和德日方面举行友好的和平谈判，继续享有远离战场的福利然后围观其他大洲打的硝烟弥漫。所以我实在不太明白，实际上已经向英国方面伸出援手的美国，何以在第三帝国及大日本帝国的眼中依旧是可以用武力威慑拉拢的对象，甚至到了战后，德国人依旧因为美英和苏联战在一起而忿忿不平——德国人的这种忿忿不平，也是很看不懂了。不过毋庸置疑地是，罗斯福已经受到“犹太人的挑唆”加入战争，使得原本相对独立的欧洲战区和中国战区因为太平洋战区的加入而连成一片，这正好给希特勒在1930年发出的威胁以用武之地——他说：“如果犹太人成功地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其结果将是整个欧洲的犹太民族会被灭绝”。
在罗兹隔离区第一批犹太人动身前往海乌姆诺后不久，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在柏林郊区召开，每份邀请函都附上了戈林在1941年1月最终解决的授权书。劳伦斯·里斯敏感地指出，1941年7月的最终解决方案和1942年1月的最终解决方案必然是有显著差异的，这不仅仅可以视作为海德里希在戈林授权基础上的某些二创，同样也在暗示或许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以及其他如艾希曼和霍斯这样的人之所以会更加放肆，乃是因为出席万湖会议的每一个人，心里早就已经默许，一切比元首口述或暗示更为激进的做法，都是可以的。而万湖会议的召开目的，仿佛就是为这许多可能性建立文本以提供行动指引。所以，尽管从表面来看，万湖会议仿佛是在讨论战后才能执行的犹太人解决办法，但实际上是为了当时在各个地方各自为政的杀戮方式以整合优化，按照之前希勒特乐于把两个人安排在类似职位的这种习惯，看起来很像是党卫队面对四面八方的小鬼乱来而宣示自己在党内以及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上的权威。劳伦斯·里斯指出，海德里希和海因里希·缪勒对艾希曼的会议记录做过很多修改，以暗语书写来藏匿真实意义——毫无疑问，这增加了会议的神秘气息也给会议的召集人以充分的辩解空间。只是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这种满是回避的做法不但充分暴露了貌似坚决的屠戮行为背后微妙的博弈心理（大致上就是万一犹太人灭绝行动被瞒住了，第三帝国必然会成为新世界救星之类，或者万一只是万一战争发生了变化，自己也可以多点话语权），还让人们莫名的提高了万湖会议对于纳粹而言的重要性。个人以为劳伦斯·里斯的推理是成立的，首先，万湖会议的议题更像是复盘和整理，这使它不配被抬高到那样的级别，其次，诚如纳粹自己说的，决策者除了希特勒并无他人，这就使得战时第三帝国所有的重要会议必然是发生在希特勒和某个亲信之间的私聊。由于没有人会知道希特勒的具体指令，而且希勒特大约也不会给出具体的指令且付之白纸黑字，灭绝犹太人这件事大部分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集思广益，绝对板上钉钉了。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的非犹太人囚犯正成为历史的见证者。约瑟夫·帕钦斯基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他在党卫队办公大楼里工作，这使他看到党卫队对初来乍到的犹太人是多么的客气，又是怎样戴上防毒面具完成偷渡。帕钦斯基说，他可以听到毒气室里透出来的绝望，但面对死亡他早已波澜不惊。“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帕钦斯基说。这种温和的手段被劳伦斯·里斯认为是纳粹灭绝行动的一个突破，依靠哄骗可以让事情更容易执行（露西尔曾经相信，虽然集中营很可怕，但是他们是去工作的，因为德国需要这些奴工），同时也减轻了屠杀者自身的压力——曾经有党卫军士兵对着（被骗是去洗澡的）毒气室里的人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由此，奥斯维辛已然完成它在纳粹集中营体系里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形象：一部分囚犯通过参与管理成为正式成员，被编号然后投入工作，另一部分囚犯在抵达的时候就经过筛选被判定进入毒气室，在党卫队友善的微笑注目下于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掉——联想到劳伦斯·里斯对集中营里人性灭绝的描述，很难咬牙切齿的判断，更快的死掉，会不会是另一种让人无语的幸运。

帕钦斯基是一个理发师，这使得他可以跟纳粹军官有更亲近的关系——甚至他几乎有机会杀掉霍斯。显然，帕钦斯基理性大于莽撞，杀死霍斯不仅可能让自己送命，还会让集中营里一般的囚徒提早见各自的上帝，尤其是他已经通过和霍斯及其家人建立起某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后者对他的依赖可以提供某些关照从而为前者留下一线希望。劳伦斯·里斯理性地指出，依赖大概率跟情感没有关系，而是训练一个新人带来的困扰，但对于囚徒而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就更想要活下去的念头。被选择从事掩埋被毒杀的犯人尸体的斯洛伐克犹太人奥托·普雷斯布格尔也是如此，他经历了太多常人无法接受的尸体处理工作，包括撒石灰粉和土，以及把腐烂的尸块挖出来，丢到指定的火炕里去。同时，普雷斯布格尔还需要面对失去父亲的伤痛，后者因为饥渴难耐而喝了泥坑里的雨水，很快就死了。普雷斯布格尔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扛过那种饥饿，是因为他小时候一直把父母给他买三明治的钱用来买甘草糖，所以这让他习惯吃的不多。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苏联战俘帕维尔·斯滕金的身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他在集中营的磨难里有了奇怪的可贵资本，真是莫大的讽刺。
囚犯和党卫队之间荒诞的关系还有很多其他表现方式。因为缺少可靠的仆从，纳粹故意逮捕了一批耶和华见证人（某种宗教信徒），埃尔泽·阿布特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排队的过程中因犹太妇女遭受到的粗暴对待而惊讶，但这好像并没有引起她的同情，从她的回忆来看，也是很典型的没理由就不喜欢犹太人的人。埃尔泽·阿布特后来在一个党卫队高官家中工作，十分尽心尽力，理由是她被关在奥斯维辛跟党卫队的家人无关。霍斯的家里也雇佣了耶和华见证人并且为他们的美德所惊讶，并且霍斯认为耶和华见证人肯定认为犹太人也是有罪的，毕竟耶稣是因他们而死。埃尔泽·阿布特否认了这一点，她觉得她是在用自己的态度证明自己的信仰（如果她放弃就可以自由但是她拒绝了）。耶和华见证人在劳伦斯·里斯的描述下很像一种无比接近纳粹的邪教，包括对创始人耶和华（？）不问原因的追随以及各种自相矛盾的逻辑（阿布特尽心尽力照顾党卫队高官的孩子却无法接近自己的女儿）。更荒唐的是，阿布特后来发现照顾自己女儿的是一个放弃了信仰换得自由的耶和华见证人，她不但没有表示感激甚至还十分冷漠的认为对方可耻，阿布特坚称所有人都会接受耶和华的照顾，但实际上更多的人在回忆中表示，集中营里没有上帝，这使得很多幸存者都成了无神论者——所以，劳伦斯·里斯说的很有道理，把耶和华换成希特勒，阿布特就会是另一个霍斯。
另一个离奇的故事发生在党卫队队员弗朗茨·温施和斯洛伐克犹太人海伦娜·斯特洛诺娃之间，因为奇特的机缘巧合，前者爱上了后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断的对后者进行暗中保护，而更让人震惊到感叹的是，温施曾经冒险从毒气室的“门口”救下了海伦娜重病的姐姐。海伦娜承认，温施的感情在糟糕的环境里给了她一种依靠，但温施救下了海伦娜姐姐的行为却产生了另外的影响。从海伦娜的描述来看，开始受到青睐的时候，她的“同事”还是愿意为她高兴的，但是当她的姐姐被救下而其他人的亲人却死在毒气室里的时候，就为她招来的嫉妒，然后温施和海伦娜被举报了。尽管最后的最后海伦娜丢掉了温施留给她的他母亲的地址，但是她还是认为这种举报极度卑鄙。在劳伦斯·里斯的叙述逻辑里，温施和海伦娜代表了一种腐败，但这种党卫队对女囚犯的暧昧并不是必须要惩处的腐败（霍斯因此获罪应该还是故意针对他或他背后某人的关系），对上层来讲，党卫队们顺手牵羊的偷盗更为可恶，因为这种行为毁了党卫队自律清廉的正面形象。但是对我来说，海伦娜的遭遇表现出了人们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并不会如美好愿望那样相互扶持，即便是集中营这样恶劣的环境，也总有人想要用别人的更加不幸来换取自己的稍微不那么不幸。另一组例子出现在后来纳粹脑子不知道怎么抽风地在集中营设置了妓院，但是男性囚犯并不觉得那些女性被压迫到了更不堪的位置，他们堂而皇之地认为，她们不过做了本来会做的事情就“享受”到了更好的食宿，她们才是“特权”。

劳伦斯·里斯还记录了一个出身保守派家庭的党卫队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尤其让人注意的是，他在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就去报名入伍，得知消息的父亲给到的回应十分的耐人寻味，他说：“我希望他们会因为你戴眼镜拒绝你，但你以后就会知道你能从中得到什么。”格伦宁父亲当然没有如愿，奥斯卡·格伦宁很快到奥斯维辛报到，银行职员的工作背景让格伦宁被分配到了清点犯人财务的岗位上。我始终觉得很有意思的部分是，不论是格伦宁还是霍斯还是其他的纳粹成员，只要他们出现在劳伦斯·里斯的书里，就表现出一种对纳粹矢志不渝的忠诚，即便很多事情完全可以因为他们的缄口不言而汇入尘埃，可是他们还是要表现出一种即便被全世界反对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真心的“勇气（？）”，比如撞见了奥斯维辛惨无人道一面之后的格伦宁，依旧选择继续在奥斯维辛工作，并不是因为命令而是他自己对灭绝行动绝对认同，对格伦宁来说，引发他不适的并非是屠杀本身而是屠杀的执行方式有欠“完美（？）”。不过格伦宁抵达奥斯维辛的时候，后者还没有成为希姆莱最骄傲的作品——他要求在1942年底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是因为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建成，这三个集中营已经如希姆莱所愿被人们忘记，早在战争结束前，这三个和屠杀量超级不符合的营地就已经被夷平然后恢复成农田和森林的样子。从劳伦斯·里斯的记述来看，奥斯维辛后期的爆发，很有霍斯曾经受到排挤离开以及在这三个营地的高效成绩倒逼下进入更高级别疯狂的缘故。
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托伊·布拉特作为索比堡的幸存者，也见证了那里高效的屠杀过程。作为理发师，他负责给女犯人理发，大家都要求他留一点头发，对此，托伊的回忆十分的令人觉得感伤：“她们不知道过不了几分钟她们就都死了”。三千人，从到达漂亮被布置的极度美好的车站到交出物品，脱衣服然后被杀死，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随后，托伊和他的队友会把死者从毒气室里抬出来焚烧——“三千个人死了，什么都没变，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托伊的绝望由此可见一斑。曾经有人在托伊剪头发的时候质问他，但托伊回忆时说，自己的念想全部在怎么活下去，他已经不在乎那些会给活下去的欲求带来任何负担的情感了。成年后的托伊回忆自己十五岁时的集中营生活带来的后遗症时说，他会设想自己遇到的每一个友善的人被放在集中营的状况下会变成怎样。这种想法呼应了某些在面对历史时会变得恼羞成怒的人的反应——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托伊或许还有其特殊性，但很多把自己对暴行的参与归结于命令的人，本身也相信灭绝犹太人的正当性，对于托伊而言，考验的辩证观点应该是生效的，但对于很多其他人，肯定就是狡辩。托伊的神奇之处是他后来参与了索比堡集中营的集体越狱，然后在波兰人的帮助或出卖下几次侥幸逃生，战后选择在美国定居——是的，即便到了战后，他也没有选择回家。
索比堡的越狱和反抗让希姆莱极为震惊，谁能想到毫无反抗能力的犹太人居然就暴动了——这一点后来跟某些激进的对纳粹军官（未经证实有罪）的刺杀行动执行者们的观点倒是很接近，他们质疑为什么区区数百的党卫队可以轻松的夺取数百万的犹太人性命，这在他们看来是很容易形成反抗的，但劳伦斯·里斯指出，除了纳粹刻意营造的哄骗氛围之外，犹太人也有因为纳粹渐进式的迫害而始终抱有侥幸的关系。如果托伊可以避开指责，为什么死难者不能呢？反正，索比堡的事件使得希姆莱下令把那附近三个集中营的犹太人都杀死了，这次被称为丰收节的行动造成了四万三千人的丧生，先进的技术，成为了暴行的冰冷工具。1943年冬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是纳粹明显要输掉战争的迹象。虽然托伊是在密不透风的集中营，但是或许从一些蛛丝马迹里洞悉一二，而且越狱的组织者还是红军战俘。而随后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这表达了纳粹需要确保，犹太人不会从德国的战败中获益——这会让我想到之前提到过的初代卡波的残暴，会让他们回到普通犯人身份时被打死，所以希姆莱当时的心态也大致如此吧。同时期，保加利亚人也开始抗议把犹太人逐出保加利亚的做法，这就更明显是一种政治投机：纳粹之前的许多盟友都意识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将要获胜的一方，他们曾经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因为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拒绝推行反犹政策。反过来，这些墙头草的反应，也倒逼了纳粹德国更加紧锣密鼓的屠杀行动，孰因孰果，谁知道呢。不过也有很厉害的国家，比如丹麦，好像从1940年被德国占领开始，丹麦政府就一直想办法保护丹麦犹太人，甚至到了1943年8月德国对丹麦进行“完全占领”之后，丹麦人还完成了对犹太人的大转移。在这里，理所当然是顽固纳粹分子的代理人维尔纳·贝斯特居然给丹麦方面通风报信，最终使得大部分的丹麦犹太人都成功获救。劳伦斯·里斯写到了丹麦被刻意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方，比如丹麦渔民坐地起价，但实际上渔民们是用命在赚外快，而且谁都没有因为交不出钱而被丢下，不论丹麦有多少特殊的条件使得他们可以表现出这种大义，都不会掩盖他们外柔内刚的做派，那是从纳粹在欧洲战场完全占据上风的时候就有的，真的难得。
同样因为战事风向变化而被纳粹德国重新占领的还有匈牙利，艾希曼亲自到了这里主持最终解决方案，在驱逐行动中，他成功地得到匈牙利警方的配合——后者像曾经的斯洛伐克和法国一样，为了方便选择以家庭为单位交出犹太人。同时，艾希曼还跟某个致力于帮助犹太人逃出的组织讨价还价，提出了让盟军用装备来交换犹太人以帮助德国打苏联的要求。不得不佩服艾希曼的想像力，居然在苏联马上要发动大反攻的时候对其盟友提出这种要求，跟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方面暗搓搓拟定的和谈协议里要求保留对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权利主张一样浮夸。劳伦斯·里斯觉得，艾希曼这样做是想向希姆莱传递一个信息，他可以根据情势变化马上调整战略——这里我其实稍微有点不懂，或者说在那个阶段，希特勒的绝对权力已经不行了？与此同时，之前看起来很像是沦为政治牺牲品而被调离奥斯维辛的霍斯回来了，他将同时对奥斯维辛和比克瑙负责，到任的第二天，他就强调对付匈牙利犹太人的准备工作需要加速，一切开始往更冷酷的方向发展。在这里，劳伦斯·里斯特别有意思的插播了一段霍斯迫不及待要从柏林回奥斯维辛（他离开时并没有带走家人）的原因，是因为霍斯意识到一个德国家庭住在波兰南部要比住在纳粹德国的首都更安全，因为那里会成为盟军轰炸的目标——从这个逻辑是否可以推演出，不论战后波兰人（不仅是波兰犹太人）表现出了怎样坚定不移的受害人脸孔，但实际上在战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应有的“不反抗至少不迫害”立场，还是说，身为读者的我，也堕入了未经考验者去考验那些深受考验之苦者的狭隘？

匈牙利犹太人的噩运开始于诺曼底登陆前的三个月，他们相对安全富足的生活忽然就被打破，在工厂和住所以一美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后，十五岁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与家人以及其他匈牙利犹太人一起，登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出生以及长大的小镇留给艾丽斯最后的印象是，鸠占鹊巢者的喜悦和狗子的不舍得。艾丽斯家境优渥，就像前文提到过的一样，这会成为她对集中营适应度的极大困难——可是有教养这件事让她们错误的估计了纳粹德国的人性，这险些让艾丽斯在刚刚到达奥斯维辛就死掉了。在等候筛选时，艾丽斯的姐姐让她站在儿童的一队，她们都觉得纳粹毕竟来自一个文明的国家，所以儿童的待遇会比大人好。讽刺的是，艾丽斯引起了鼎鼎大名的门格勒医生的注意，后者看到个子很高的艾丽斯于是十分好奇她的身份，最终发现了艾丽斯只有十五岁，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孩子的母亲，随后艾丽斯被门格勒指派到了不会被马上杀死青少年的队伍。后来艾丽斯成功的和姐姐汇合（她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她们成为了奥斯维辛里极少数可以彼此扶持以度过艰难岁月的人，另一对来自希腊的表兄弟也因为自称会理发而获救，他们被要求剪下死者的头发以供纳粹编织潜水艇船员的袜子（好可怕）和包裹铁轨的纺织物——在她们抵达奥斯维辛的一个多月里，超过三十二万人被害，这让暂时活着的人不得不用冷漠来保护自己，达里奥（那对希腊表兄弟中的一个）说“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感觉，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切”。
就像兵临城下的菲律宾日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一样，后期的奥斯维辛不再严格遵循效率至上的屠杀方式而展现出了惊人的暴虐，困兽犹斗的故事原来也是大多相似的。像莫里斯和达里奥这样从事遇害者后事的“特遣队”幸存者们，见证了最多的可怕杀戮，这让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活下去都心灰意冷。早期集中营官员曾经考虑过某些以犹太人来收拾屠杀现场的后遗症，认为后者活得太久所以会影响到他们哄骗下一批受害者的效果。显然，纳粹德国低估了经年累月屠杀现场对正常人的杀伤力，特遣队成员大多清楚，自己的亲人都死在了焚尸场，他们也知道毒气室里传来的喊叫声意味着什么。莫里斯觉得自己变成了动物，这种消沉和机械感让他们觉得自我了结都很难，或许，求生欲依然占据上风，但是活着这件事对于特遣队员来说，变成了道德负疚，这仿佛是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情绪困境，尽管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不过，劳伦斯·里斯也暗示，参与到屠杀过程中的犹太人特遣队有很多顺手牵羊的机会，就像另外一些“有屋顶工作”的犹太人（海伦娜也是），这批人的生活相对好一点，可是这能作为指责他们的理由吗？我不确定。但我不觉得。可对于莫斯里和达里奥来说，他们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在某一天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某一批新到的犯人里，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某个表亲，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救那人的命，尽管如此莫里斯还是想做些什么，他趁卡波不注意飞快地给表亲送来一个肉罐头，莫里斯回忆“他只用了一分钟就把整罐肉吞下肚，他真的饿坏了，然后他就被杀了”。劳伦斯·里斯认为，在集中营的背景下，这是鲜有的英勇。
1944年6、7月间，一连串的时间给奥斯维辛方面施加了压力，有两名奥斯维辛的越狱者带出了当地的消息，随后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和奥斯维辛相关的内容（这里的时间线我也很混乱，总是听说奥斯维辛在战后才声名鹊起，但是从这一段叙述来看，差不多诺曼底登陆的同期它就已经成为专题，只能说，文字相比亲眼所见还是单薄，所以未能引起足够的轰动），很多人都开始向匈牙利领导人霍尔蒂提出抗议，连教宗也开始呼吁停止驱逐犹太人。随后，霍尔蒂的一系列操作真的是对德国人落井下石了——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势如破竹，苏联也在6月下旬重挫德国中央集团军，这让身处中欧的霍尔蒂认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见风换枪头的时候了。以及在同一个月，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要求盟军协助炸毁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我就不明白了，这种建议是什么脑子想出来的，轰炸奥斯维辛，死最多的显然会是生活在狭窄空间里的犹太人，而且在犹太人大会想要的暴动发生之前就一定会招致大规模的复仇（之前的越狱之所以可以成功大多是打了党卫队一个措手不及），这也可以看出，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享有自由的犹太人，对他们同胞的真实处境是多么的无知。但劳伦斯·里斯也指出，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长期引发讨论，或许是因为它背后未能明说的困惑及追问，在拯救犹太人这件事上盟军方面的努力是否不够？就好像很多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和纳粹没有半点关系的反犹事件（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可见不论个体的反应是勇敢、温和还是凶暴，放眼整个欧洲（其实包括美国），反犹是一种刻在欧洲人血脉里的本能，即便他们可以暂时的因为教养、道义或者政治需要表现出仗义的面孔，但究其根本还是觉得犹太人不值得。或许，在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不踩一脚就已经是高尚了。或许，后来的谴责，也不过是想要为德累斯顿寻找合理化的借口而已。谁知道呢？我不知道。另一个吉普赛小女孩埃尔泽的经历也符合这一逻辑，她在八岁的生命长度里一直坚信自己是德意志人，忽然被告知是领养的且有吉普赛血统，随后被丢到奥斯维辛，那是一个找不到自己衣服也不愿意传穿别人衣服的有教养的小女孩，却在什么错事都没有做的情况下挨打。从某种程度来说，埃尔泽是幸运的，她的卡波愿意在有限的条件下帮助这个年幼的孤女，最后她的养父母还动用了关系把她救了出来，但是这真的是一种幸运吗？短短六个月噩梦般的生活让这个八岁的小姑娘得出了“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的结论。
奥斯维辛的解放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这也说明了集中营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与世隔绝。劳伦斯·里斯详细记录了两个人对集中营解放的感观。其中一个人是难以置信的和双胞胎姐妹一起幸存下来的十岁女孩子埃娃·莫泽斯·科尔，她后来成了一个老师，在上课时她总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让他们下午回家以后，替所有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孩子给父母多一个拥抱和亲吻，因为埃娃们已经没有可以拥抱和亲吻的对象。另一个人是参与进攻奥斯维辛并在比克瑙被解放后不久就抵达营地的红军中尉伊万·马蒂努什金，他说他和他的战友虽然对奥斯维辛的犯人感到同情，但并没有因为获得特别大的触动，因为“随便哪个村庄全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惨剧和这样的苦难”。战时随处可见的残暴在当时掩盖了奥斯维辛的地狱特质，而法本工厂则为苏联人提供了“奥斯维辛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的解读，从而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用以讨伐资本主义的吃人属性。从时间线上来看，对于奥斯维辛遇难者来说最大的不幸是，来自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掩盖了奥斯维辛杀人工厂的本质，而让盟军忽略了苏联人抵达奥斯维辛不久前被迫进入死亡行军了另一批犯人——被党卫队军官爱上的海伦娜就在这次死亡行军中，所有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下西行，她眼看着身边的犯人就这样死掉了，但谁都顾不上谁“谁能活就活着，谁死了也就死了”。在另外的线路上，还发生了因为座位的分歧，某一些人联手谋杀了一个德国犯人的事情，施害者毫无对生命的关切，由此可见在生死一线的形势下，道德水准已然退化到了什么程度——这部就是埃尔泽说过的，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

希姆莱后来终于意识到，他背着希特勒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因为盟军绝对不会跟一个背负数百万条人命的人做交易。但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死，并不意味着集中营的受害者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他们后来遭遇到的一切，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或许比集中营带来的伤害更大，毕竟在营地的时候每个人都凭借仅有的求生欲行尸走肉般的活着，而获救之后多多少少都燃起了新希望。海伦娜和姐姐在离开集中营后遇到了苏联红军对女性的暴行，这些与其说是解放者但仿佛更像是征服者的人，让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再一次感受到了面对死亡时无力相助又无力自保的悲凉。而回到苏联的前战俘，则被斯大林定义成为“祖国的叛徒”，所以在离开了集中营之后，他们又去了布拉格，劳伦斯·里斯说，有超过一百万苏联士兵（也就是幸存者中的一半）都经历了两次囚禁，一次是被德国人，一次是被祖国的同胞。幸福的结局？不存在的。在东欧，另一场人类残酷迁徙实验正拉开序幕，犹太人经历过的事情，在那里的少数民族身上又一次重演，犹太人因为出卖耶稣的祖先而饱受磨难，东欧的少数民族则因为抵抗不够努力而被判定犯有集体罪，所以斯大林是忘记了吗，德国人来的时候自己是怎么玩起了失踪不见人？回家的战俘日子难过，回家的犹太人同样无处容身，背叛、排挤、劫掠，什么都没有比战时更好一点——幸存的弗里德一家想要从自己曾经救助过的基督徒朋友那里拿回寄存的财产，却感受到了比1942年更可怕的属于1945年的敌意；神奇的从奥斯维辛逃脱的托伊·布拉特战后以成功人士的身份回到波兰，发现曾经有4000个犹太人居住的故乡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自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从奥斯维辛死亡行军里活下来的琳达·布雷德重新站在自家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陌生人呵斥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琳达说，回家是她最痛苦的经历，是一场灾难。像很多幸存者一样，琳达也选择背井离乡，她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除了丹麦的犹太人，战时他们去了瑞典避难，战后很快回归了旧的生活，无怪乎一些描述理想社会制度的著作里会把丹麦视为全人类的梦想了。
那么其他人呢？格伦宁意识到，提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经历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奥斯维辛不对，而是觉得“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这很像战后某些日本人的观点，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结果。但实际上，日本人和德国人还是受惠于冷战的威胁，比那些受害者更快的回归到“正常生活”，所以，何止是集中营里没有上帝。不过真正引起盟军方面对奥斯维辛注意、对霍斯注意的，是贝尔森-贝尔根集中营的解放，很多人谈到了上西里西亚的恐怖，使得被苏联人轻描淡写的奥斯维辛重新浮出水面——被捕后的霍斯没有做任何辩解，而是在等死的过程中极其冷静地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说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给他一个机会写下他的个人史，随后于1947年在奥斯维辛的旧营地被绞死。目击者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霍斯死的很痛快，这让幸存者们十分不满，因为这不能让霍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霍斯的回忆录里确实也提到奥斯维辛不对，但错处不是屠杀，而是让德国成为了全世界仇视的对象。类似的理论还出现在英国陆军犹太旅成员摩西·塔沃尔的观点里，但是被指责的是犹太人。摩西·塔沃尔和他的队友热衷于绑架德国俘虏并处于私刑，他的理由就是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劳伦斯·里斯指出，摩西·塔沃尔的态度不过是另一种强者的傲慢（就像耶和华见证者夸张的虔诚一样，和霍斯并无二致），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让他们在众叛亲离的社区排斥下反抗是没有可能的，朋友忽然变敌人的彷徨后来同样出现在以色列宣告建国的夜晚，随后，更富有的以色列犹太人对那片土地上的阿拉伯原住民做的事情，其实也没有比曾经的纳粹党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做的友善多少。
并没有什么差别，还出现了霍斯在纽伦堡审判中很有逻辑性的发言，他问，如果一名飞行员拒绝朝一个小镇投下炸弹，因为他知道这个镇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儿童，那结果会怎样呢？霍斯说，那个飞行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由此，霍斯得出结论，那个飞行员和他做的事情差不多。这种类比显然会制造不安，原版于二十世纪初的这本书可以看到更多之前的作者看不到的材料，前文也提到过，在1945年春天，盟军决定轰炸德国哪些城镇使用的标准之一，就是它们的易燃程度，这导致了乌兹堡这样的中世纪古城成为了轰炸的目标，而另一个因为丧心病狂而失落的历史城市马尼拉则是毁在盟军的势在必得和日军的病态顽抗夹击之下，两者有差别吗？更让人难受的是美国B29飞行员的观点，他觉得轰炸让飞行员以远距离的方式杀死那些人，这个过程没有刀刃刺穿人体的负罪感，甚至有点像在电子游戏里打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古早的元宇宙概念，但人命被这样草率的对待，实在是让人很难报以平常心，那是无论用任何一种情境代入都做不到的平常心。所以在这本书的结尾，劳伦斯·里斯得出的最让人感伤的结论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技术，在避免了象征正义一方盟军在执行任务时的心理创伤，也在帮助纳粹党卫队在履行集中营职责的时候，回避了同样的负疚——他借用了霍斯临死前可能有的心理活动说，后者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他们输掉了战争。而后来作证奥斯维辛的毒气室确实存在过的格伦宁也不是想以此反省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他的坚持，依旧是因为他发自内心觉得灭绝犹太人只是用错了方式。后来按部就班生活直至退休的格伦宁，象征了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他们或许就像杂货店的店员，或许就是擦肩而过然后被你拉住问路的人，或许是亲亲好邻居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但谁都不知道如果在奥斯维辛，他们会是怎样的人。

我想我只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托伊·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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