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天。四天,足已经让互联网忘记很多事情,让各类看客去寻找更为新鲜的话题了。那么当最尖锐的争吵过去了之后,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回看这场被一些人刻意制造的闹剧呢?
一、闹剧的序章
一场闹剧向来都是要被精心策划的,就像一部真正的戏剧一样,有着序章、开篇、发展、高潮与结尾。
这场闹剧的序章发生在五月天演唱会开始两周之前,从一些营销号爆料嘉宾名单开始。彼时的对象除了华晨宇,还有王源。从爆料消息出现开始,便有一部分人在网络上开始叫嚣着“不满意”,直呼自己“宁可撕了票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嘉宾”(虽然事实证明,这些人大多是只能在网络上叫嚣,并没有真正进入现场聆听演唱会的)。就这样,在小范围群体里,开始充斥着针对两位歌手的敌意、侮辱、谩骂。
但当我们将顺着时间轴再次向前看,会发现这场闹剧的序章甚至早就写好了。从对本次鸟巢开场嘉宾白安的辱骂,再到更早之前对于刘若英、黄渤、蔡依林等嘉宾的肆意谩骂,部分五月天所谓的“歌迷”似乎早已将辱骂嘉宾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早已用数年的时间写好了一场闹剧万年不变的序章。而按照他们的预设,这场闹剧应该参照之前无数次的剧本一样,以嘉宾和嘉宾的歌迷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开场,以自己获得极大的优越感和满足感这样的套路发展下去,最终获得一个他们满意的故事结尾。
可是,这次序章之后的故事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设发展下去,反而走上了一条这些人自己都未曾设想过的道路。最终,这场本来便是由别有用心之人挑起的闹剧,发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高潮与结局。
二、另一个“玫瑰少年”
随着6月3日的临近,闹剧逐步发展,各种对于华晨宇的谩骂更加甚嚣尘上。而闹剧的高潮,在我看来并不是6月3日演出本身。演出中,场内五月天与华晨宇其乐融融地演唱、众多歌迷沉醉其中。虽然鸟巢外一些声称是五月天“歌迷”的人肆意攻击他人,并将不相关的女性艺人牵扯其中,但这些仅仅只能算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而这场闹剧真正的高潮,是在演唱会结束之后网络空间上的发酵。也正是透过网络空间的言论,我们才更能发现,为什么这场闹剧值得我们反思与警惕。
在诸多的网络评论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那些口口声声说听着《玫瑰少年》的人,竟然会去肆意攻击唱着《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的人。众所周知,《玫瑰少年》这首歌是蔡依林为了纪念因被暴力霸凌去世的少年叶永志而创作的一首歌曲;而《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则是华晨宇为了呼吁社会关注抑郁症患者、给予抑郁症患者温暖而创作的歌曲。两首歌曲本质上都是在向世界传递善意,呼吁爱意的歌曲。
可能有人会说,《玫瑰少年》的主人公跟华晨宇有着很大差别,为什么要将二者相提并论呢?可是,当我们审视“玫瑰少年”事件和这次的闹剧,我们会发现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主人公同样都是面对着符号暴力的压迫。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身处风暴中心的华晨宇又何尝不是又一个“玫瑰少年”呢?
要分析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符号,以及符号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所谓符号即是有意义的内容,它可以是语言、行动甚至装饰、物品,本质特征便在于代表了隐藏在其背后一整套复杂的行为规范或逻辑体系。例如,“学生”这一称谓就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将一个人称为“学生”,便默认这个人应该认真学习、刻苦读书。或者换句话说,符号即是用某种简单的标签来代替复杂的含义。米德(Georg Herbert Mead)在他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研究中做了阐述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符号是人们交往与互动的基础,人们会根据符号的意义来决定与他人如何互动,具体方式表现为通过符号理解他人且通过符号定义自我行为。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教师”称谓的人训斥小孩,会认为是在训斥不听话的学生,这就是在理解他人行动;我们也会认为如果我们是一名“正常人”,便会认为自己在公共场合不应该没素质地吼叫,这就是定义自我的行动。因而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下,符号构成了社会互动与联结的基础,是需要被重视的重要社会因素。
那么什么又是符号暴力呢?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布迪厄强调了语言作为符号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认为语言表达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更是一种规范。发言者会将现实中的某种表现(或现象)通过语言符号化,将更广阔的意义附加在符号上进而塑造现实,进而造成社会现实层面的后果。例如,欧洲中世纪会将一些与众不同的女性称为“女巫”,并在语言中将女性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行为与灾难、疫病、巫术相关联,进而在社会上塑造出了典型的“女巫”形象,并引发了中世纪的猎巫运动,使得人们对女性的部分行为产生了极大的敌意。这种引导、规范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符号权力。而符号暴力正是支配者经由符号权力,对他人施加,并希望将他人规训成为符合符号权力预设的一种暴力。并且施暴者并不会认为符号暴力是一种施加在他人身上的暴力,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常态。在日常生活中,最典型也最普遍的一种符号暴力就是所谓的“合群”,这便是支配者强迫要求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预设的符号意涵。
这时我们再来回看“玫瑰少年”叶永志。他受到校园霸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部分施暴者认为他的行为过于“女性化”,实际上便是与父权社会下“男性”的符号意义规范相违背;而施暴者的行为又与“男性”符号意义中所谓的“阳刚”、“有力”向应和。施暴者对叶永志的霸凌就是典型的“男性”符号权力施加的暴力。而6月3日这场延伸至网络空间的闹剧高潮,在本质上同样是符号暴力的体现。一部分发言者自己规定了“艺术”的符号,并将一切与自身符号意义不同的行为归结为“异端”、“不正常”,加以侮辱、谩骂,并生成了许多带有诋毁性的称谓符号。这种对自身认可的符号意义之外的群体进行强制规训的暴力施加,便是赤裸裸的符号暴力。由此来看,这与中世纪愚昧的猎巫行动并无不同。
更可怕的是,类似的符号暴力所掀起的网络舆论与暴力,在对每个普通人进行着无差别攻击。近日新闻报道中,一位孩子在学校中遭车祸身亡的母亲,仅仅因为穿着得体便受到了网络暴力。而其本质,不过是一部分人认为这位母亲的形象不符合他们“丧子”、“悲伤”的符号意义,便肆意施加符号暴力,最终导致这位母亲跳楼身亡。由此来看,网络场域上肆意的符号暴力,与中世纪愚昧的猎巫活动有何差异?
因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只是一场演唱会、一次粉丝之间的争论,更是在符号暴力肆虐之下,一个又一个的“玫瑰少年”。
三、被形塑的思维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6月3日这场闹剧本身。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一直被冠以“音乐才子”、“创作鬼才”、“新生代实力歌手”的华晨宇,为什么会在网络舆论场上被各种攻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的导向资本对人的异化上。
在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之后,会重新形塑人们对于文化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将其称为文化工业的影响。他们认为广播和电视传媒的发展,将所有受众都变得一致。每个受众作为接受者,他们所消费的是同样的产品,自我的主体性也就渐渐消弭于其中,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进而产生了一种被文化工业形塑了的大众审美标准。而这种受到资本控制的大众审美标准也形成了新的符号权力结构,形成标准、施加暴力,由此保证资本在文化工业上得以完成再生产,保证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因而,我们面对的审美标准,很有可能是在资本的形塑下产生的。这种形塑在实施方式上便包括了舆论引导、符号建构、赞美贬低等等,可以说充满了引导性。
因而,回到文化与审美本身,我们急需警惕资本利用媒体与符号权力对于审美标准的形塑,要保持理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资本的异化,最有力的方式保持自我心灵的多元与开放,拒绝被形塑的审美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