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德川纲吉，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在职二十九年间大力改革幕府行政，促成武士官僚化，将幕府政治由“武断”引向“文治”。他赏罚分明，严惩尸位素餐的世袭门阀武士，不拘出身重用柳泽吉保、荻生徂徕、荻原重秀等有才有德之士。且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社会风气及民心教化，造就了日本历史上数一数二的辉煌时代“元禄盛世”。
元禄时代经济规模急速扩大，景气的经济推动了学术艺术领域百花齐放，儒学者·荻生徂徕、剧作家·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俳谐师·松尾芭蕉、绘师/工艺师·尾形光琳等对后世日本影响深远的各领域奇才呈井喷式出现。
在改善社会风气及民心教化方面，纲吉基于释家之慈、儒家之仁颁布一系列法令，对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关照援助，并倡导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睦相处。这一系列法令被称为“生类怜悯令”，过往的历史描述和文艺改编中对此系列法令的评价多基于虚实不明的坊间谣言，故而给人留下“奇葩且极端的动物保护法”等消极印象。
因政治改革触动武士阶级利益，纲吉于《三王外记》《御当代记》《折たく柴の记》等武士出身学者的著作中被抹黑成骄奢淫逸、恣意放纵的昏君形象，后世文艺作品多取这类偏颇记录为参考。20世纪末以来，以大石慎三郎、冢本学、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为首的日本近世历史研究者给予了这位卓绝的君主以高度评价。
2023年4月，德川宗家第19代家主德川家广公开表示对纲吉的肯定与敬佩。
本文将结合各类史料和日本近世史学界20世纪末至近年的研究成果，从儒法释三个角度入手，尽可能还原江户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三百年来掩埋于诬陷抹黑下的真实面貌，并进一步探讨所谓天下第一恶法“生类怜悯令”的功过是非。
稍硬核少晦涩，不胡闹戏言，看完需要一点基本的时代常识，反驳前请先审视自己所了解的源自资料史实还是哪部电视剧、漫画、视频解说、百度又或维基百科。另外，中文维基百科“德川纲吉”词条系本人编辑，内容重复在所难免。
目录：
一、馆林侯
二、圣贤君子之道
三、铁面君王
四、浮屠说教
五、天下第一恶法
“生类怜悯令”一词中，“生类”“怜悯”皆为佛教用语，因此评价这一系列法令时，会不可避免地站在释家视角，甚至牵扯进其母桂昌院及隆光和尚。该令在各种捏造和创作中成为一种以犬类为主的极端动物保护法。
一些描述里，桂昌院为祈祷纲吉早日再得世子，向宠僧隆光寻求建议，于是隆光为满足这母子二人的愿想，更是为自己能享荣华富贵而不断进言怂恿，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生类怜悯令”。
后世文艺作品中，不仅有知名度较高的《大奥·华之乱》采用这一“隆光进言论”，1985年的NHK大河剧《八代将军吉宗》亦是，漫画家吉永史所著男女逆转的《大奥》及两度搬上荧幕的纲吉篇，依旧基于这一论调描绘纲吉。2023年NHK的新版改编中，“隆光进言论”犹不见丝毫改动。
这一论说完全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具体的实施方针不提，只专注于恶意揣度历史人物的主观私念并加以放大抹黑，影响极其恶劣。早在上世纪末，塚本学已对这一“隆光进言论”的草率结论予以批判，其后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亦对此做了补充说明。
诚然，文艺作品不负有传递正确史实的义务，但它的确给大众植入了一种类似史实的概念。而大多数观众／读者并不具备区别史实与虚构的能力，经过一些口耳相传，再有各种影视作品都是这般描绘的，如此，一层又一层披着文艺作品之皮的谬论涂刷下，基于“隆光进言论”所形成的德川纲吉这一形象已然是洗都洗不清的荒唐。
以上是本文的序论，笔者想说的总结为两点，①从前为数不少的研究者在评价纲吉时所引用的资料史料本身就欠乏公正与客观，尤其是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重用的儒学者新井白石，其日记《折たく柴の記》中的记述可谓恶毒夸张之极。而近几年的研究动向是以历史人物本身的言行结合社会背景分析动机、评价功过为主，个人记述为辅，不光看武士阶级出身的学者们所写，还要注重非武士阶级的记载。②影视文艺作品在滥引滥用上更是不加分析，什么带感拍什么，说是由60%逸话+20%创作+20%史实构成的也不为过，需逐一甄别个中虚实。
接下来的本论部分笔者将先描述成为将军前的纲吉的生涯，其中包含了一些他身边人的事，之后再从儒、法、释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馆林侯
纲吉幼名“德松”，其父德川家光乃江户幕府第三代将军，其母为家光侧室·阿玉之方。纲吉出生时说是家光第三子，实为第二子，因为二哥长松（纲重）诞生于父亲厄年，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了家光的长姐·天树院（曾为丰臣秀赖正室），直到家光去世前不久才接回来，纲吉因此成为第三子。
纲吉的兄弟姐妹中活到成年的有长姐·千代姬（下嫁尾张）、长兄·家纲（四代将军）、次兄·纲重（甲府藩主）。大哥家纲为生来的继承人，他与二哥纲重在父亲家光去世前有明显的尊卑差异，他虽为老幺，却因二哥纲重过继出去而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御日記》中记载了兄弟二人在各项典礼上的顺序，纲重总是排在纲吉之后，甚至排在纲吉的同母弟龟松（早夭）之后。将军家诞下男儿的“七夜祝”中，纲重的排场也远不如纲吉，可以说在一开始，纲重的境地是极为尴尬的。
研究江户幕府的第一手官方资料《徳川実紀》中记载了家光对侍奉纲吉的人说：「这孩子比其他人都要早慧，未来可期。但他既为人臣，言行举动若尽随才气与内心，恐怕会生出意料外的祸患。」塚本学在《徳川綱吉》一书中分析到这是由于家光看见纲吉的聪慧，想起了什么都比自己优秀的弟弟德川忠长，故而提醒纲吉周围的人要从小教育纲吉兄弟君臣之别，防患于未然。 Beatrice M. Bodart‐Bailey（以下称“Bailey”）于《犬将軍》中对此说法持肯定态度并进一步展开论述。
大哥家纲及二哥纲重无论性格还是体格都像极了父亲家光，内向且体弱多病，而纲吉则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相比三四十岁就撒手人寰、生前病魔缠身的家纲、纲重和父亲家光，纲吉少病少灾地活到64岁，若非那年麻疹肆虐，想必还能再活不少年。Bailey从基因学角度推断，纲吉的性格体格更像遗传了活到近80岁的母亲桂昌院。
笔者从前的微博有兴趣可以翻一下，阐述过“生在将军家，弟弟比哥哥优秀是原罪”，前有松平忠辉、德川忠长的例子，后来还有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长子与次子，诸多悲剧都验证了这一原罪并非偶然。
家光的防患于未然还能从另一举动中看出，那便是接回纲重，纲吉的继承顺位由第二变为第三。当然这只停留于猜想层面，纲重身为将军之子，父亲厄年既过，接回本家也属正常，但纲吉因此顺位下降这一结果亦为不争的事实。
《武野燭談》中还记载了家光让桂昌院教导纲吉读书专注学问一事，说因为自己出生乱世，一直没空读书。这话不知真假，看起来很像纲吉后来在学问上的确表现优异，所以铺设了这么一件事。再说家光哪来的没空读书，他一闲下来就去游猎就去幕臣家，他怎么好意思说他生于乱世。后来家光又说：「德松应该知道的事也要说不知道，太过聪明伶俐会被竹千代（家纲）憎恨。」
这颇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嫌，到底是家纲会嫉恨纲吉，还是他嫉恨他的弟弟忠长，很难说，类似一种心理阴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第一手官方资料《徳川実紀》也是经过后来修订的，家光有没有说过以上的话，后世很难断定，只能从他所作所为中猜测确有几分道理，《武野燭談》则更需甄别分析。
回到家光防患于未然上，他的几句话里最重要的是为纲吉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读书，搞学问。这一指路看似是封建时代父亲对儿子最理所当然的期待，纲吉同时代的满清阿哥们连强调读书都是多余的废话，Bailey却一阵见血地指出这一期待是家光防患于未然的策略之一。
读书搞学问，对武士从来都是副业，是兴趣爱好，不能当主业专注太过。
纵观江户时代，多数学者都系出身武门，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江户时代的武士很有学问很有文化。这话倒也不错，然武士阶级频出学者思想家有一个发展过程，江户初期，搞学问的多与佛门有关，比如藤原惺窝，再比如林罗山。就是林罗山及林氏一门成为幕府御用学者，那也都是剃光头当僧人处理的，直到纲吉时期他们才被允许蓄发穿儒服。
纲吉治下的元禄时代，御三家尾张藩有一中级藩士名叫“朝日文左卫门重章”，他作为被纲吉折腾的武士阶级，对纲吉自然没什么好话，但从他的日记《鸚鵡籠中記》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作很清闲，大量的业余时间里他除了看戏饮酒，还十分热衷于参与类似学问沙龙般的集会，对弓马剑术的兴趣却不甚浓厚。
文左卫门不是个例，而是反映了纲吉君临幕府时代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武士特质。一是学问大兴，武士们不排斥成为有知识教养的人。二，也是更重要的，家光时代有“岛原之乱”，家纲时期有“由井正雪之乱”，到了纲吉时代，可以说已经很难嗅到硝烟味了。武士虽还是武士，职业性质却从战士转变为国家官僚，比起舞刀弄枪，更重要的是文化素养。
纲吉以前，即便有堀杏庵、伊藤仁斋等学者活跃世间，但整个社会上下并未酿出学术氛围，学问到底逃不出业余爱好的范畴，重武轻文的武士比比皆是，重武才是武士的理所当然。而家光无疑是将纲吉未来发展的道路牵去了与武士相悖的地方——武士的副业在纲吉这成了正业。
就后来纲吉上位后的举措而言，或好或不好，他的确不负所望地开辟了武士们想都不曾想过的治国道路。
六岁，纲吉在父亲家光去世后同母亲桂昌院一起离开江户城，开始了自己不一样的学问人生。Bailey认为纲吉与桂昌院的母子情深便是从这时培养起来的。按惯例，纲吉从小应由乳母甚至是乳父教导培养，家光的逝去让其生母桂昌院有了亲自教育纲吉的机会，因此放在同时代的中国封建王朝看尚属寻常的母慈子孝，于武士的惯例看只觉非比寻常。对武士而言，所谓生母只是为男人诞下后代的容器，不被允许参与育儿过程，和子女尤其是儿子关系不亲密才正常。结果，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阶级群体眼中的“非比寻常”经过渲染解读，桂昌院与纲吉的关系传递到现代就扭曲成了一对控制欲极强的母亲与对母亲言听计从的妈宝男形象。
纲吉作为将军御弟，领馆林藩，官至“右马头”，他的二哥纲重则领甲府藩，任“左马头”。随着家光去世，家纲成为第四代将军，纲重与纲吉被赋予同等地位。兄弟三人关系良好，作为将军的家纲虽不如两人自由，兄弟间的往来却一直持续到最后。记录纲重与纲吉两人藩王时代的《桜田記》《神田記》中显示两人经常互相串门，相约出门踏青泛舟。
纲吉三十五岁那年，大哥家纲病危，由于膝下无子，五代将军位需另择人选。纲吉的二哥纲重虽早逝，但留有一子纲丰（德川家宣）。按法理纲丰亦可继任为五代将军，然其年岁未至二十，相比正值年富力强之际的纲吉显落下风。且其父纲重曾过继他人，家光病逝前夕方回归，纲重身为家光次子、家纲二弟的继承法理是否能完全传与纲丰，使其拥有与小叔纲吉相等的继承权，目下并无定论。
有关五代将军继任的另一说法是家纲朝的大老酒井忠清意欲效仿镰仓幕府初期的北条义时，从京都迎入宫将军。《三王外記》有如下记述：「庄王立三十年无子，二弟其一为峡公纲重，其二为馆林公纲吉。峡公先薨，延宝八年夏，庄王有疾，弗豫丞相厩梁侯忠清与列相参政议，为王立嗣。厩梁侯欲请山城天皇支属有栖幸仁立以为嗣。昔者，镰仓王实朝遭害，无后，执政平义时请山城天皇丞相藤道家之子赖经立以为嗣，而己专政。厩梁侯盖效之也。时列相参政莫敢可否者，唯独列相安中侯正俊执不可，而欲迎立馆林公……」
这一记载得以成立的根据是酒井忠清确为家纲朝中后期的政事一把手，类似北条执政，那么他效仿北条义时迎入傀儡将军更方便自己再续权威，这一想法并不难懂。然持此主张者显是无视了镰仓幕府与江户幕府成立的前提和体制的迥异处，仍当这一时代是武士政权的草创期，有供权臣（有力御家人）只手遮天的空间。
《三王外記》早年被当作研究江户中期政治与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然其成书时间在纲吉过世之后，个中记载多为坊间流言，无确凿史料支持，近世史学者对此多有批判，参考引用时需留心分辨虚实。江户中后期的平户藩主·松浦静山批评它「最初问世时谁都知道是杜撰的，时间久了却被大家当成真事」、「此书十句里只有一句是真的」。很不幸的是各位所看到的和纲吉有关的传闻，基本都出自这《三王外記》。
总之，三十五岁的纲吉成为了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开始了长达二十九年的执政生涯。
二、圣贤君子之道
很遗憾，现有的资料中很难直接看出馆林时代的纲吉是如何接触到儒学，二哥纲重的记载里也不见多少学问影子。塚本推断这一时期武士亲近学问仍然不是了不起的事，作为基本涵养了解一下即可，不值得费墨记录。
成为将军的纲吉在七月初服完长兄家纲的丧后进入本丸正式执政，并且很快就开始施展抱负，以身作则重视学问，引领儒学潮流。他招来林罗山的孙子林凤冈（信笃）和人见友元定期讲学，每月两到三次，此外又让林凤冈每月再进讲两三次《大学》，并命令他修正四书五经的训点呈上。
纲吉不仅爱听课，还很爱自己讲课，他招来御三家讲，招来群臣讲，外出到侧用人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家依然讲。柳泽吉保的侧室·正亲町町子所著《松蔭日記》里详细记载了纲吉摆驾柳泽府的流程，讲课、举办学问沙龙、赏能是他最喜欢的事，而在一些记载中，纲吉摆驾柳泽府是为了渔猎美色，柳泽吉保则避无可避成为用美女献媚主君的奸臣。
元禄三年，纲吉下令建设汤岛圣堂，为江户的武士提供绝佳的学问研习所。第二年，他允许林凤冈蓄发，任“大学头”一职，使其摆脱一直以来被幕府有意束缚的僧侣身份，公然向天下宣告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对儒学的推崇。
以上行为表明了将军纲吉对学问的重视，连几乎不说纲吉好话的新井白石也不得不承认托纲吉的福，学问之道才能兴盛。
再次强调，在纲吉之前，儒学是种近乎危险的思想，作为兴趣涉猎尚可，拿来治藩显然是邪魔外道，池田光政与熊泽蕃山是最好的例子。《ケンペルと徳川綱吉》中提到德国医生坎普尔以一个基督教徒的目光分析了儒学与佛学的纷争，强调了在释家信仰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倡导儒学无疑是危险的。就连家康重用林罗山，也并非源于对学问的重视，而仅仅是想借用儒学者的博学广识，从中国古典书籍中找到德川氏政权得以正当化的证据。
1.被刺杀的大老
就在学问大兴，社会一派欣欣向荣之际，贞享元年（1684年），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于江户城中奥的御座之间。《堀田家三代记》中记载，指派杀手稻叶正休的幕后黑手为将军纲吉，然真相并无定论。过往的描述大体为事发地在御座之间的老中议事处，离将军寝屋极近，故纲吉事后借此将老中议事处牵往远处，又宠幸侧用人柳泽吉保，开启恣意的君主专政。
然近年对于该事件及将军权力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留意。
一：诚然与前任家纲相比，纲吉对政事更为积极热心，然他并未在堀田正俊死后疏远老中、独裁专政。据深井雅海《徳川将军の政治権力の研究》一书中的观点，比起纲吉政权，其后的家宣家继政权及吉宗政权下侧用人的政治力量更具备将军专制政治的特点，而纲吉政权下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其主要参政形式依然是与幕阁老中合议政务，与一手遮天相去甚远。故将堀田正俊被杀一事与侧用人上台强行联系到一起是草率的。
二：过往历史研究将堀田正俊在世时的纲吉之政称为“天和之治”，承认这一时期纲吉关心民生、整顿吏治等措施的英明。另一方面又认为正俊去世后，善政不再继续，纲吉逐渐成为荒淫无道的昏君。然20世纪末的研究中早已表明纲吉的政策具有持续性，惩罚不作为武士甚至在堀田正俊死后方得凸显，其余为国为民的善政亦并未因为正俊的死而中断。正俊亡于元禄之前，若正俊之死让纲吉不再受约束，独揽大权，肆意妄为，那么元禄盛世的到来将无从说起。
仍需注意的是，以上两点并非是为纲吉洗脱指使嫌疑，而仅仅是针对过往带有偏见的不实描述予以批评。正俊遇刺一事的真相唯待日后更多优质史料的苏醒与解读分析。
2.武士的官僚化
四代将军家纲继任时不过是十岁出头的孩子，国家大政由其叔父保科正之代理，中后期保科正之隐退，酒井忠清得以上台。
夹身父亲家光与三弟纲吉之间的家纲，鲜少被拿来讨论，他唯一的成就是被冠上“随意将军”一称，这里的“随意”在日文中是「さようせい」，直译是“就这么办”“按你说的办吧”，此称旨在嘲笑家纲万事交给幕阁处理，没有一个国君该有的魄力和威信。家纲的一生，其本人个性的确不够鲜明，逸话传说不够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从前对他的研究和评价相对滞后，而近些年对纲吉展开研究的同时，他的前任者家纲也逐渐有了不同往日的评价。
理解江户幕府前，笔者认为首先需要理解武士建立的军政府其构成方式，尤其是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武士的义务与责任等等，并且针对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要分别进行探讨，在变动中探寻武士政权难变的特质。
武士集团的上层门阀对江户幕府的将军所期待的从来不是独断专制，而在于其以军政府首脑的威严进行判断和裁夺。家纲正好是这样一个符合门阀期待的将军，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前有保科正之，后有酒井忠清等一众能臣辅佐，他并不需要亲自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又一酷爱批评纲吉的武门学者户田茂睡在《御当代記》中借酒井忠清之口说道「他（纲吉）不具备治理天下的资质」。从前的历史学家以这样的记述为第一手资料，却忘了这样的资料出自武士之手。历史学家们在评价纲吉时，先入为主地采信一些由武士阶级所写的评判，再基于这些从武士视角出发、有失偏颇的评判之上，去逆推纲吉的所作所为出于何种动机。
武士需要的首先是能保证他们家门与土地的强有力的军政府首脑，无仗可打的太平年代他们还需要一些参政议政的权力。而纲吉既不保证武士们的家门土地（改易减封），甚至严格考察蒙祖上余荫世袭某一官职的武士（整顿吏治），旦有懈怠不作为即施以惩戒。如此改革，对于武士而言自然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的，如此主君，自然是不合格的、荒唐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纲吉的自我定位首先是“国君”，其次才是“主君”。纲吉的政治理想是圣贤君子之道，那么他的理想就势必要建立在武士的痛苦之上。
纲吉所倡导的儒学并不仅仅停留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积极地推广学问，使之自上而下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在他的理想中，官僚应上对君尽忠，下为民负责，这个国家每个国民都应该沐浴圣贤的仁光。
儒学在它的原产地·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历朝统治者绝大多数以圣人教诲为基准统治着中华大地，无需费口水阐述其重要性。而在解读纲吉对儒学的推崇时，则必须结合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重新认识儒学的积极意义。儒学对古代中国社会甚至是李朝社会而言早已成为无需赘言的理所当然之事，它在日本社会被全面接受竟然要到17世纪末。
解读时绝不可忘记这点，不可忘记六百年里日本的统治阶级是好杀伐血腥的武士，而非一早被孔孟塑造的士大夫。想一扫社会野蛮之气，实现向官僚国家的转型，必须有人承担下武士之痛，背负这个骂名。
二、铁面君王
通过第一章“圣贤君子之道”可以看出纲吉对儒学的敬仰是贯彻入实际行动中的。若说他以身作则，引领儒学热潮是较为温吞的行动，那么他基于儒家理想政治所打出的改革方针则实实在在让武士们尝尽苦头。
纲吉深知儒家之仁只能从道德层面教化，有没有效果得过很久才看得见。在武士耳边念叨你要忠孝仁义、你要认真工作、你要为民负责，武士就听得进去吗？换做是我我也未必听得进去，我祖上那么努力杀敌才有的功勋，我不应该享受下成果？不作为怎么了，打仗的时候不还是得我们武士上呀？
纲吉的官僚化改革，其想法基于儒家理想政治不假，实施上却付诸于严刑峻法，让天下战栗。
1.就此结案，退下！
纲吉走马上任后第一个威震天下的举动是推翻酒井忠清对“越后骚动”的处理。字数有限，简单来说是越后高田藩的家老分成“御为方”和“逆意方”两派，互相倾轧，藩主松平光长不得已下命让“逆意方”的小栗美作隐退。
然风波并未平息，松平光长难以处理，遂申请由幕府判决。酒井忠清让两派讲和，两派纷争却不见收束，幕府暴怒，最后小栗的“逆意方”派被判无罪，“御为方”一派家老则被转交给其他大名看管，以示惩戒。
事件到此看似结束，其后小栗美作之子小栗大六居然拜谒家纲后元服。小栗只是高田藩家老，就算是笔头家老，儿子元服时拜谒将军实在让人震惊。小栗美作被认为有意推举自己的儿子为藩主后嗣并向酒井忠清行贿，一时藩士们难遏愤慨，近200人脱藩而去。
纲吉上任后对此再度审议，推翻先前酒井忠清的判决，命小栗父子切腹，同党亦受严厉处分。另一方面，纲吉对“御为方”一派同样施以流放等惩处，更是没收了高田藩领地并勒令藩主松平光长蛰居。
“越后骚动”虽不干光长的事，然在纲吉看来，你是一藩之主却管不好家里的事，两派吵成那样，幕府出面都平息不了，你是怎么当家作主的。松平光长的越后高田藩是享御三家地位的德川亲藩，但纲吉也绝不手软，初登场所下的这一判决不仅是杀鸡儆猴，表明了幕府作为全国最高机关的权威性，更是彰显了他作为幕府将军的态度，奠定之后的赏罚方针——不分亲疏，只看能力
《徳川実紀》中记载了判决最后，纲吉当着御三家、老中、若年寄的面高声喊道：“就此结案，退下！”在场诸人莫不悚惧战栗。
纲吉治世二十九年，期间改易或减封四十六家大名，处罚近1300名旗本·御家人，不可谓不可怖。遭处罚的原因有无嗣废藩、治理不作为、精神失常、拔刀砍人等几种，受罚大名一半为世代效忠德川家的谱代大名。
拿纲吉和前任家纲以及后来几位比，那他自然是无比严苛的，然你一旦再往前看，看看三代家光和二代秀忠的苛刻，你就会觉得纲吉还算宽容冷静的了。后来几位不及纲吉苛刻，原因归结于他们更仁慈、不如纲吉神经质恐怕不妥。道德与法律的网在纲吉这代编织而成，将大名们约束于其中驯化，造次者方逐渐减少。
纲吉对大名的严苛象征着权威再度回到将军本人手中，而家纲朝由门阀上层武士把持，他们个个有自己的领地，也是个大名，没有立场和资格大范围改易大名们的领地，故而家纲朝显得温和又稳定。相比之下，纲吉收权力归自己，反过来过说也没有立场心慈手软，他的官僚化改革本身建立在打破武士传统义理之上，他作为国君，不觉得自己对大名的领地负有无条件的保全义务，同时他还要求大名与幕府将军建立起绝对的君臣关系。
事实上他这样的想法早在最初几代德川氏将军那就有所体现，到开花结果付诸有一个发展过程，好巧不巧家纲上台时过于年少，将军的权力和威信不可避免地下移到老中手里，故显得下一任纲吉处处散发着独断随心的气味。包括之后说到“生类怜悯令”，同样也是对前代，甚至是日本古来惯习和法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纲吉本人强烈的执念并非没有，却也不见得给普罗大众添了多少麻烦。
2.赏罚分明
纲吉上任前后多地农民受灾，故其上任之初即重用老中·堀田正俊负责赈济事宜，后又命正俊整备农政机构并严查地方代官。代官多为地方土豪世袭，重出身轻能力，多有尸位素餐、中饱私囊、贪污受贿等恶行。纲吉向代官颁布七条法令，开头既为“民乃国之本”，在其统治的二十九年间，罢免或处以死刑的代官达三十四人。
在整顿吏治、严惩不作为武士/大名的同时，对于有用之才，纲吉则不拘泥出身高低重用之，具有代表性的实干派官僚便有纲吉的财政大臣·荻原重秀。
家康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光金银就有一百九十万两，秀忠去世时三百三十万两，然到了家光却只留下了五十二万两，再到家纲治世晚期，倒缺二十万两。这般计算没有明确记录，大抵为后世历史学家的推算，然家光不加节制的挥霍和遗产所剩无几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幕府的金银源自金山银山的开采，家纲时期矿山濒临枯竭，又遇“明历大火”，损失惨重，幕府自家的江户城挪不出一分钱重建，还要慷慨解囊援助受灾大名。
荻原重秀比凯恩斯早200年领悟货币经济的原理，他认为只要有国家担保信用，就是砖瓦也能作金块流通。因此面对纲吉上台初期幕府财政亏空及金银资源枯竭的窘况，荻原重秀推行的政策是改铸金币的金银含量，以此使更多的货币流入市场。这一财政政策大为成功，纲吉治下的元禄时代，城乡经济繁荣，迎来学术艺术百花齐放的盛世。
对此，家宣的儒学者·新井白石认为货币改铸违反天理，指责幕府坐收五百万两利益，通货膨胀导致物价腾飞，百姓怨声载道。纲吉死后他多次进言要求家宣罢免荻原重秀，并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诬蔑荻原重秀受贿二十六万两。事实上，村井淳志于《勘定奉行荻原重秀の生涯》中指出元禄货币改铸后的11年里年通胀率仅3%，是非常温和且优良的通胀政策。
杉山伸也于《日本経済史 近世-现代》亦表示经济规模的急速扩大会带动货币不足的现象出现，荻原重秀的政策正是在认识到这一经济规律之后提出的应对措施。相比之下家宣重用对经济一窍不通的迂腐儒者所施行的保守经济政策收效甚微，随后的八代将军吉宗执政前中期更是延续新井白石的经济政策，造成整个社会发展的严重停滞，这一时期被称为“白石通缩”。
纲吉上位之初即解任多名财政官员，重秀向纲吉进言世袭代官的弊害，纲吉颇为满意。随后他出任“勘定组头”崭露头角，在国家财政这一领域步步高升，成绩斐然，不负所望。 不仅如此，家宣在上台后依然重用重秀，新井白石要求罢免他时，家宣拒绝的理由是：“除了他，没人能负责好财政。”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正是倚靠在家宣朝仍然主持国家财政的重秀，家宣才得以有闲钱七十万两修建御座间，这一与民与国无关的巨大开销在过往描述中却不见提起。
新井白石却不肯罢休，三番两次弹劾重秀，甚至威胁家宣道：“若不罢免荻原，臣将与他同归于尽！（荻原を罢免しなければ、荻原と刺し违えをする）”，终于，家宣临终前，新井白石如愿逼走了这一经济领域的天才。
而于后世中呈现出天下第一奸臣形象的柳泽吉保，在近世史学界为纲吉正名时，这位深受主君及大名信赖的侧用人亦得昭雪。描绘吉保奸臣形象的论述最难站住脚的一点在于：若吉保是贪污受贿、恶贯满盈的奸臣，那么他不可能在家宣上台后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对于谄媚者，吉保这样描述：“这世间有许多人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就向主君献媚。只会看主君脸色行事的人不值得赞赏，能切实为主君考虑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家臣，吉保说：“家中诸人务必言行端正、礼仪到位，从家臣的言行可以看出其主君的涵养人品。”
纲吉信赖的医师宗仙院则如此评价吉保：“从前诸大名中有很多人因为将军过于严厉的执政而受到处罚，美浓守（吉保）就任以来世间便跟着安稳了。侍奉将军的臣子都盼望着为了世间，美浓守大人能长久地侍奉将军。他宅心仁厚，对人体贴入微，在将军的内臣当中作风与别人不同，对外的公务，他的态度也很谦谨，与老中们也不同。”
由此可看出纲吉赏罚分明的执政理念，对于无才无德靠祖上功勋世袭的武士，他绝不心慈手软，而对有才能的实干派，他论功行赏，柳泽吉保、荻原重秀、荻生徂徕皆于这一理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自的能力。吉宗上台后冷落家宣家继两朝的官员，转而重用起纲吉生前所重用的人才亦能说明纲吉独到的眼光。柳泽吉保的女婿·松平辉贞在纲吉朝时与丈人一同辅佐纲吉，其后遭家宣罢免，沉寂数年后再度登上政治舞台，于吉宗朝享老中格直至吉宗去世。
3.法治理念到法的落实
以上两节浅析了纲吉基于法治理念对大名和中下层武士的赏罚态度，本节将进一步让理念贯彻落实到具体的条文中。
①戒奢节侈
天和二年七月，纲吉下令禁止全国手工业者在招牌和制品中刻字宣称自己的东西天下第一，用现在的话说是取缔内容不实的夸大性宣传。
取缔内容不实的夸大性宣传是纲吉的风俗教化政策之一。他频频颁布节约令，要求百姓戒奢节侈，并禁止长崎奉行进口罗纱、猩猩红等贵物以及珍禽奇兽，以身作则崇尚朴素。相比父亲家光，纲吉明显缺乏对珍奇玩物的兴趣。堀田正俊的日记中记载着朝鲜使节赠送了一匹号称是“天马”的珍兽之皮，纲吉却并不高兴，说这类珍奇乃无用之物，不值得当个宝。
纲吉在后世二次创作中的形象与“勤俭节约”相去甚远，好奢侈享受与好色是分不开的，故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属于人物塑造方面一套实用好用、让人轻易能够相信的组合技。
除了纲吉在后世带有恶意的创作里让人感受不到他的节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便是“元禄盛世”的到来让节约令在民间可谓形同虚设，景气的经济造就繁荣的庶民文化，莫可阻挡。一派欣欣向荣里你身处其中很难勤俭节约，站在三百年后的如今回顾，也只会觉得那是个上下奢美的时代。
纲吉的政治理想建立于尧舜般圣贤君子的统治之上，他是一国不容置疑的权威，儒学里压抑人性、克制欲望的一面依然在他的布道范畴中。然而他又并非德川吉宗那般空谈仁义道德、经济振兴不起只顾压抑人性的国君，以至于经济与文化双双掉入长久的黑暗时代。
纲吉的政策是经济上的大胆与文化上的保守并驱，之后会说到他对各种思想只取我要用的、好用的、实用的。有实用主义打底，就不难理解他政策中乍看矛盾的点了。
②酗酒为罪
江户初期，修城挖沟需要大量劳动力，男女比例四比一的江户可以说是充溢男子阳刚之气的文明都市。酗酒滋事 、打架斗殴，阳刚中的阳刚武士们闲来无事杀几条狗，高兴起来砍几个人都不算大事。无仗可打的太平时代造就了游手好闲，草菅人命更是武士的特权。
元禄十年，幕府下令酒商将酒价提高50%，并征收这多出的50%为酒税。假设原本7元一听的罐装啤酒现在需要10.5元，3.5元由消费者买单，继而落入幕府的口袋，酒商从中不赚半分钱，甚至酒价暴涨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商家只有默默流泪的份。
酒的原料是米，而米又在某一程度上是为一种等价交换物。酿酒太多，米量则减少，米价跟着上涨，百姓吃不上饭。故而征收酒税不仅可以补充幕府钱库，也是遏制米价上涨的良策。
酒税在从前只适用于幕府领地内，而这次，纲吉将它推向全国各藩，其中不仅有经济层面的原因，塚本认为这也属于纲吉式风俗教化政策的一环。“酒造统制”这一法令开头即说明酒商太多，百姓饮酒后多有造次，抬高酒价可以防止酒精迷人神志。
稳定米价、补充国库、改善风俗，对纲吉来说这是一举三得的政策。收取酒税的前一年纲吉还颁布了“大酒禁止令”，里面提到了三点，一，禁止喝得烂醉（大酒）；二，禁止强行劝客喝酒，放任酒品差的喝酒同样受罚；三是减少酒贩酒商。
若纲吉的时代有汽车，想必酒驾者最轻也得流放荒岛。
③服忌令
上台第四年，纲吉颁布全新的服忌令，按照亡故亲属的尊卑远近分成六个阶段，父母、养父母、祖父母、正室妻子去世13个月，未继承遗产领地的养父母、丈夫的父母、丈夫的祖父母为150天，嫡子、妻子的祖父母、姐妹兄弟为90天，嫡母、继父母等为30天……
纲吉用服忌令让全国武士意识到身份与尊卑，摆正自我的位置，严格按照规定服丧，服丧服忌中的武士一旦出仕即受成分。林由纪子于论文「江戸幕府忌服令と庶民」中推测虽这一规定并不下达百姓，但百姓生活亦会受其影响。
服忌令颁布于纲吉的长子德松早夭之后，然笔者并不将他的服忌意识单纯与孩子的早夭紧密联系在一起。只因那个时代医疗技术不发达，三个孩子里养大一个已属不易，德松的早夭固然令人悲伤，何况是纲吉的长子、将军位的继承人，但服忌令若解读为是纲吉基于对亡子的缅怀悼哀，那么与将“生类怜悯令”和纲吉求子心切联系在一起同属主观臆断。
纲吉颁布它的想法一是如前文所说，基于儒家理想，让武士意识到身份高低，活在尊卑有序的一种文明中。
诚然，纲吉对儒学有着岛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爱，他的治世框架构筑于圣贤理想之中，不容置疑，然他又并非全按孔孟朱的思想路线走，他意识到过于泛滥的儒家之仁会让腐败丛生，治标不治本，所以他的各类政策里我们看见了韩非法学的光辉。且他又不完全依德据法治国，他仍心怀释家之慈。
本章“铁面君王”至此结束，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浮屠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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